“四人帮”姚文元出狱始末：鲜为人知的细节

被捕时十分冷静

姚文元正接获怀仁堂召开会议的通知，便遭遇了突然的逮捕。这一天，正值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６日的午后三点钟，机要秘书郭木文急匆匆地将一份紧急的公函送达了他的办公桌前。

信的内容是这样的：

遵照华国锋同志的提议，特此确定于10月6日晚上8点，在怀仁堂二楼举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包括：

一、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清样；

二、探讨毛主席纪念堂的设计方案以及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维护策略。

鉴于部分文献需作调整，恳请姚文元同志莅临本次会议。

中共中央办公厅

汪东兴（签字）

1976年10月6日

即便老谋深算的张春桥在看到这则通知时也未生疑，姚文元却稍显踌躇，认为此事颇有“逾矩”之感。

他的“出格”之处，在于他并非政治局常委，过往虽有以毛泽东秘书的身份被邀请列席此类会议的经历，却未曾正式接到过此类参会通知。而在毛泽东离世不久，便突然接到列席此类会议的通知，未免显得太过突然。

另一个“出格”之举，便是会议地点的选择。以往此类会议多在紫光阁、颐年堂、勤政殿等警卫森严之地召开，然而此次仅由四人参与的常委会，却选址于怀仁堂。这种对权力更大范围的觊觎，不禁让他对自己未来的前景产生了一丝遐想。

姚文元此刻虽存疑虑，却又不愿错失晋升为“常委”的良机。为确保万无一失，他决定拜访张春桥，以便进一步核实情况。抵达张春桥的住处后，他了解到张春桥亦收到同样的会议通知。

姚文元怀疑这次会议是一场“鸿门宴”。他刚谈出自己的想法，一向被尊敬为军师的张春桥却笑他太多虑了，并当场指点他说：“你何须如此担忧，现虽非常委，但十年前你又何尝不是如此，连中央委员都未曾担任，如今已在政治局履职多年。世间万物，皆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

随后，张春桥挥动了几根手指，提出：“这样的数目可以吗？至少应该是一个单数。”姚文元得知此次会议未邀请江青出席，这让他感到宽慰。在这样的紧张与顾虑中，姚文元于晚上7点40分驾车从家中出发，前往怀仁堂参加会议。他是继张春桥和王洪文之后，最后一位抵达会场的人。

他被人引至东廊的休憩之所。此刻，中共中央警卫局的政委武健华步入室内，向他传达了中央的决策。在他听闻宣读内容之际，他并未如同王洪文那般狂怒地向对方猛冲过去，而是表现得异常平静。他既未表现出反抗，亦未提出任何辩解，仅淡然地吐出一个字：“走吧。”

早已蓄势待发的行动人员，此刻却找不到施展拳脚的机会，只得引领姚文元走出大门。面对即将到来的覆灭，姚文元的冷静远超“四人帮”中的其他成员。在这种情势之下，这似乎只能表明姚文元早已预见到这一天的到来。

无法辩掉的罪责

可以说，在林彪、江青这两个反革命集团接受审判的十名主犯中，无人能及姚文元的“辩护技艺”，更无人敢于在法庭之上，公然将个人罪责轻描淡写为“工作失误”。

在这方面，林彪一伙擅长舞枪弄棒的无需多言，即便是先前惯于舞文弄墨的陈伯达，此刻亦难以望其项背。

在法庭之上，公诉人明确指出：“……姚文元伙同张春桥、王洪文，对陈丕显、曹荻秋等人进行诬陷与迫害，其目的在于稳固他们在上海所窃取的权力，将上海打造成为他们反革命活动的据点。这绝非工作上的责任，而是他们有预谋地犯下的罪行。”

公诉人发言完毕，审判员遂询问辩护律师对被告人是否还有补充提问。担任姚文元辩护人的韩学章律师，她是一位精通法律的杰出女律师。

韩学章向姚文元提问：“你指控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曹荻秋同志为叛徒，这是与张春桥共同策划的吗？又是如何决定这一点的？”

显而易见，姚文元的辩护团队同样精通多角度的辩护策略。倘若姚文元能对此问题给出明确答复，且事实亦证实张春桥确实参与了此事件的策划与指导，那么姚文元的罪责无疑将大大减轻。

姚文元是一个“聪明人”，他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对辩护人提出的问题答道：“至于曹荻秋的议题，我并未与张春桥就此事进行过专门讨论……在叛徒一事上，我未曾指使或策划，亦未曾刻意要求将其定性为叛徒……我确实画过圈，但这并非有意为之，旨在迫害他。然而，将其定为叛徒显然是错误的，对此我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姚文元并未满足于与张春桥进行“一分为二”的划分，他在背负大帽子的情况下，将自己应尽的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究其原因，不过是他仅仅画了一个“圈”，而并未有意要对他进行迫害。

精通文字游戏的姚文元在此处巧妙地运用了几个颇具特色的程度副词。在提及与张春桥合谋陷害曹荻秋一事时，他声称“我并没有专门和张春桥谈论过”，其中的“专门”一词尤为引人深思。

换个角度看，他并未否认曾涉及对曹荻秋的迫害行为，对此有所提及，但并非作为专题讨论，因此不算有意为之的迫害。在日常工作中提及此事，难道就能据此定罪吗？

再者，他声称“并非刻意意图对其进行迫害”，此处的“一定”运用得恰到好处。迫害之事已然成为事实，但不过是“划定了边界”，仅是一般的职场纠葛，并非他“刻意”为之，罪责自然有所区别。

最终，他仅对“这一点”表示了责任归属。在原上海市委受张春桥操控期间，马天水等成员在将原上海市委常委通过的、针对曹荻秋同志的所谓“审查报告”上报中央之前，先行将其直接送往北京，交由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人审阅。他们据此进行修改，并按照既定基调调整后，方才正式向党中央提交。

显而易见，无论姚文元如何巧舌如簧地为自己辩解，他在陷害陈丕显、曹荻秋，以及参与篡夺上海市委领导权的反革命活动中所犯下的罪行，是无论如何都无法推脱的。

在狱中家事突发

姚文元被判有期徒刑十八年。

入狱之后，他并未如江青那般喧嚣吵闹，亦非张春桥那般沉默寡言。他总是刻意装出勤勉改造的姿态，日复一日地阅读报纸、翻阅书籍、撰写反省检讨，并不断反思自我，力求与林彪、江青的反革命团伙彻底划清界限。

除却这些，他亦积极作为，依据报章信息，频频向狱方提出涉及国是的各种建议，并恳请其转呈至中央政治局。

我们仍需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对粮食资源要有合理规划，切勿肆意挥霍。

狱警对他的提议予以严厉斥责：“如今的中国，早已不是你们掌权的那段岁月，民众的生活日益改善，你还是先专注于自身的改造吧！”姚文元听闻此言，仿佛置身于隔世之境，心中难以置信。

服刑期间，姚文元亦遭遇了心头之患——家中的财产纷争。其父姚蓬子不幸仙逝，遗留下一笔遗产。1986年，姚文元的母亲周文修为继承姚蓬子的遗产，家中掀起了一场风波，矛盾激化至极点。最终，唯有姚文元这位亲生儿子需站出来作出决断。

消息终至服刑中的姚文元，他面临着两难境地——母亲与妻子的困境让他深感棘手。原本，姚文元期许在牢狱中平平静静地度过刑期，然而家庭的变故却给他带来了不小的困扰。

此刻，姚文元渴望的是心灵的自由，对物质财富的诱惑早已心无所系。于是，他致信妻子，恳请她在这一事件中对母亲做出让步。得益于姚文元的通融态度，这场闹得沸沸扬扬的家事最终得以平息。

刑满释放

1996年1月，姚文元完成了刑期，重返自由。他立于那间囚禁了他十余年的牢房之中，环顾四周，不禁长叹一声。随后，他缓缓地褪去身上的囚服，换上了家人早已备好的崭新中山装。

狱警推开那扇沉重厚重的铁栅栏门。姚文元向狱警致以谢意，说道：“这么多年来，真是劳烦各位了。”狱警语气凝重地回应：“不必客气，希望您回去后能深思熟虑，今后切勿再犯类似的恶行。”姚文元连连点头，连声附和：“确实如此，确实如此！”

他手提着在狱中备好的个人物品，随狱警步入了监狱的办公室，顺利完成了一应出狱手续。当他目睹那明媚的阳光洒落，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向着监狱的大门迈步前行。而家中的亲人们，早已在门外热切地等候着他的归来。

姚文元，在亲友的陪伴下，手提行李，抵达了北京火车站，着手购买返回上海的火车票。往昔里，他出行总是簇拥着一众随从，身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他，此刻却隐于人群中，将帽沿压得低垂，唯恐被人识出。

火车缓缓驶入上海火车站的站台，姚文元走下列车，眼前的妻子金英令他眼眶湿润，几乎要溢出泪水。他不禁长长地叹了口气，感慨道：“唉，这十年，仿佛一场梦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