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远新回忆：毛主席为何力挺张铁生？试卷背后藏着教育改革的大争论

张铁生的答卷

毛远新

1973年，党的“十大”圆满落幕，我特地前往探望主席。我们首先回顾了大会的诸多细节，主席提及自己腿脚不便，因此先行一步让代表们先行离开。这一话题随即引申至主席的健康状况，进而聊到了《木兰辞》。

在交谈中，主席忽然提起：“听说辽宁有位名叫张铁生的，你有所耳闻吗？”我感到有些出乎意料，不清楚主席对这一事件有何看法，于是只是简单地回应道：“有所了解。”

主席指出：“我在新华社的内参中览阅了相关信息，《辽宁日报》刊载了张铁生的文章，其内容竟置于试卷背面。关于此文，众说纷纭，褒贬不一。我持肯定态度，认为其甚佳，这正是敢于逆流而上的体现！我要求《人民日报》及中央各大报刊全文予以转载。同时，编者按语亦颇佳，亦应一并刊发。”

主席指向我，语重心长地说：“张铁生，他出自辽宁，你们和省委的同志们都要认真研读他的文章。此外，那篇编者按语也写得相当出色，你们要好好向其学习。”

我心中的重石终于落地，低声吐露：“那篇编者按语，正是……出自我的笔下。”

主席微微一惊，似乎既感意外又难以置信。他紧锁眉头，目光如炬，直射我的眼眸。我镇定地与他对视，缓缓地点了首。随着时间流逝，主席的嘴角逐渐上扬，连续点头两次，显然已深信不疑。

‘非也！主要矛盾实为哪个阶级执掌学校之权。’”

总书记指出：“确实，你对主要矛盾的判断存在偏差。列宁曾经提出，学校应当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武器。这样的目标实现了吗？”

在今年的五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您曾向我咨询有关辽宁地区下乡知识青年的数量，并提及当前大学招生的主要对象正是这些下乡青年，嘱托我深入调研他们对大学招生制度的看法。返辽后，我特地前往全省下乡知识青年聚集的盘锦地区，走访了数个青年点，倾听了他们的心声，并同步收集了农场、公社以及大队和生产队各级干部的意见。

主席问：他们怎么说？

我言道：“此次招生之规定，对象并非应届高中毕业生，而是拥有三年以上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及解放军战士，尤其是那些曾经下乡插队的知识青年。他们长年累月投身于生产与劳动，中学所学的数理化知识几乎都已淡忘。招生文件一经下发，家境优渥者，诸如领导干部的子女，以及部分收入较高的知识分子子女，纷纷放弃生产，赶回城市，投入到高考复习中。更有甚者，不惜聘请家庭教师进行辅导。五、六月份，正值辽宁水稻产区农事繁忙之际，自五月起便开始育秧、整田，六月则开始插秧，至七月十号前务必完成。为了争取时间，留守乡下的青年们不得不日以继夜地从事超过十小时的重体力劳动，收工归来，往往倒头便睡，无暇他顾。部分生产队的知识青年已纷纷离去。‘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生产队的干部与负责带领的老年农民，急得直跳脚，骂娘不止。”

我查阅了今年关于大学招生的相关文件，然而并未给予其足够的关注。直至遵循主席的指示进行了一番调查，我才深刻领悟到您为何派遣我前往基层，深入听取那些下乡知识青年的心声。显而易见，高考招生一事的影响力不容小觑。”

领导人指出：“我一直坚决反对那种仅凭一张试卷来评价一个青年是否具备真才实学的考试方式。我曾不止一次地强调，历史上那些考取状元的，真正有才学的人寥寥无几。相反，像蒲松龄这样的，连举人都未考取，从十七岁苦读到七十岁，须发皆白，仍未中举，但他所著的《聊斋志异》却是古代短篇小说中的翘楚。再如曹雪芹，关于他何时考中秀才尚无确切记载，但他却能创作出《红楼梦》，成为古典长篇小说中的瑰宝。谁能断言他们没有文化、没有知识？相较之下，我们大学里的中文教授，又有几人能超越他们？”

一类为书本知识，另一类则为实践知识。书本知识，实则多源自前人在探索与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对实践经验所做的归纳与总结。纵然博览群书，若不投身实践，前人的智慧便难以转化为自身的经验。我国的教育体系，过分侧重于书本知识的传授，而忽视了实践同样蕴含着知识的真谛，导致与实际生活严重脱节。

党的教育宗旨在于培育具备全面素质、坚定社会主义信念的劳动者。这里的“社会主义信念”指的是始终将国家与集体利益、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置于核心地位。我们致力于培养既有文化素养又能从事脑力与体力劳动的劳动者，而非培养那些与实际脱节、与人民对立、轻视劳动人民的“贵族阶层”。在党内，我多次强调列宁关于“学校应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的观点。列宁认为，学校是阶级斗争的战场，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夺下一代领导权的阵地。若无产阶级不掌握教育权，则资产阶级将取而代之。青少年承载着未来，教育的领导权归属哪一阶级，便意味着为该阶级培养未来的继承者。我党所管辖的学校均设有党委和党支部，旨在确保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培养具有社会主义信念与文化素养的劳动者。然而，我担忧，他们或许在辛勤付出，却在培养未来可能背叛共产党的后继者。

我们必须推动教育变革。中学毕业后，学生应投身社会，投身劳动实践，以经受锻炼与磨砺。随后，我们应从拥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劳动人民中选拔和培养大学生。若不然，学生从小学到大学，十六七年的时间都在教室中度过，培养出的将是缺乏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书生，他们只会死记硬背标准答案，只会应对考试。这样的学生极易被资产阶级所欺骗、拉拢和腐蚀。

我言道：“你曾屡次对我提出批评，讽刺我不过是个典型的书生。毕业后，你劝我远离繁华都市，投身于野战部队的基层连队，从一名普通战士的身份重新开始学习。”

主席面带微笑地指出：“因此，我希望军工学院的学生们能够投身到农村进行四清活动，深入社会，感受社会。虽然他们读过很多书，但如果对中国社会、工人和农民缺乏了解，将来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际工作中，他们是否能够解决实际问题，那就难以预知了。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大学招生目的和对象都发生了转变，沿用过去的考试制度是否还能适用？正是出于这样的担忧，我要求你去进行调研，广泛听取广大民众，尤其是下乡知识青年的声音。”

我陈述道：“辽宁省教育局已决定先行实施数项考试试点，然而，在数理化考试中，众多知识青年并未达到及格水平。”

主席问：“如何是好？”

我表示：“省委特意聆听了教育局的汇报。在汇报中，他们提及了沈阳医学院的试点工作。针对那些久经下乡、下厂历练的招生对象，由于对考试题目的难度缺乏信心，学院特意邀请了全院副教授及以上级别的专家，要求他们在规定的时间内，先行完成数理化题目的作答。随后，根据专家们的反馈意见，我们确定了考试的难度。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即便是这些专家教授，他们的成绩也普遍不佳，许多人甚至交了白卷。”

主席问：“有这么事？”

我表示：“起初，我也对此表示怀疑。难道高等学府的教授们的学识还不如中学生？于是，我要求他们提供医学院的数理化试卷，我将试卷带回家中，在规定时间内独立完成，并依照他们的评分标准进行了自我评分。”

主席问：“结果呢？”

我坦言：“在数学这门课程中，代数部分的成绩尚可，勉强达到及格线，然而几何部分的问题多数让我感到棘手，未能给出满意的答案。整体而言，数学的平均分勉强能够及格。至于物理，表现相对较好，分数在七八十分之间。相较之下，化学的成绩最为惨淡，几乎可以视作白卷。在数理化三科的平均成绩上，我并未达到及格标准。当时……”

主席畅怀大笑，指向我言道：“连你也是……也是，竟也未能通过，呵呵呵呵！”

我指出：“我显然凭借优异的成绩进入了清华大学的无线电专业，并且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导弹工程系，这样的学术背景难道不足以证明我的文化素养吗？此时，我深刻体会到了沈阳医学院那些教授的境遇，他们中的许多人无论是在内科、外科、妇科还是儿科，都是国内顶尖的专家，具备真正的实力。然而，长时间未接触中学教材，面对突然出现的中学数理化题目，他们也确实感到挑战。在化学考试中，几乎所有人都交了白卷，而唯一一位化学成绩优秀的教授，专攻药理分析，他日常工作中始终与化学密切相关。”

“唉！”主席深叹一声：“那些教授，他们或许是当代的曹雪芹、蒲松龄，若非他们交出了白卷，未能达标，恐怕是我们的教育体系本身存在不足。”

我言道：“回想起那些在乡村扎根数年的知识青年，若省里无法确保他们获得与应届毕业生相等的充足复习时间，那么便不应照搬以往针对应届中学毕业生的考试模式。两天后，我在省委常委会上公布了自身的考试成绩。我指出，继续采用此前的考试方法，对于全省数以十万计的下乡知识青年而言，显得极不公平。”

主席指出：“这不仅是不公，更关键的是它无法真实展现青年的实际状况和能力水平。科举制度自隋唐兴起，它打破了陈旧的世袭格局，实现了人才的公平选拔，在历史上具有显著的进步价值。然而，到了明清两朝，科举制逐渐陷入僵局，脱离实际的八股文对人才造成了严重伤害。《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对科举制度深恶痛绝，每当有人劝他复习备考，他便会投以冷漠的白眼。这或许正是曹雪芹内心深处的真实反映。我们现行的考试制度，虽然试图以新八股取代旧八股，但同样陷入了僵局。如果不进行教育改革，继续对青年造成伤害，埋没人才，误人子弟的现象将难以避免！”

张铁生

我言道：“在省教育局长的工作汇报中提及，锦州试点期间，一位青年在物理化学考试中竟交了白卷，却在试卷的背面撰写了一篇论述。这位青年名叫张铁生。我特地调阅了他的试卷，读了他的文字，深感他的心境与我共鸣。于是，我指示省教育局派遣人员前往锦州，对他进行一番深入调查。调查结束后，省委领导听取了汇报。据汇报，张铁生在中学毕业时成绩平平。1968年，他响应国家号召，下乡插队，并后来担任了生产队长。他常年奔波于队里的生产与工作，无暇复习。曾有一头大牲口病重，他亲自带着牲口走遍全县，寻求救治，但最终未能挽回生命。他的悲痛之情溢于言表，于是立志学习兽医，报考了朝阳农学院的兽医专业，计划大学毕业后返乡成为一名兽医。”

“太好了！真有志向！”主席一边拍打沙发扶手，一边说道，“正是应该选拔这样的青年进入大学深造。他在试卷背面所书写的文字，堪称一篇抨击现行教育体制的战斗宣言。”

我指出：“据相关调查人员所述，后来为他提供了数日的复习机会，并更改了理化试题，让他重新进行考试，最终成绩达到了七十多分。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我在省委常委会上提出建议，将他的试卷公开发表于《辽宁日报》上，意在全省范围内引发一场关于大学招生究竟采取何种方式更为适宜的讨论。常委会经过审议后，我着手撰写了那篇编者按。”

主席称赞道：“情感真挚，文笔流畅！我要求《人民日报》在转发时，务必连同编者按语一同刊登。直到今日，我才得知这文章乃出自你的妙手。”

我言道：“得请教育局出面，向朝阳农学院打个招呼，以便兽医系能够录取他。”

主席询问道：“此番所提及的朝阳农学院，莫非便是您先前所述，那所执着于在农村地区开展教育事业的学院？”

我言道：“那便是那所高等学府。陈锡联遵照您的指令，毅然将沈阳农学院迁出城区，落户于辽宁境内最为贫困的朝阳地区。”

主席指出：“当前，我们倡导科学耕作，然而最缺乏的，正是身处生产一线的农业技术人才。众多农科大学的毕业生，在获得国家资助的工资后，更倾向于留在城市，而不愿意投身农村。”

我提及：“去年，你曾与我探讨过此事。经过与陈锡联的商议，我们计划今后分阶段地从全省各生产大队中直接挑选优秀青年进入农学院深造，学成归来后，他们将在原大队担任技术员，我们称之为‘社来社去’计划。他们回归后，将如同社员一般，由生产队记录工分，同时国家每月将提供三至五元的补贴。我们力争在五年左右的时间内，使每个大队都拥有一位能够扎根的技术人才。在遇到实际难题时，他们可以随时与农学院的教师保持沟通，并在工作数年后，携带未解难题，分批返回学院接受进一步培训与提升。或许，我们还能培养出一批农业领域的专家。”

主席频频颔首，赞许道：“这个方案颇佳，我予以赞同。关于你们提到的那个选拔教授的医学院，是否考虑为每个大队培养一名医生？最好是选拔现有赤脚医生中的佼佼者，让他们学成后重返农村，那里急需既懂医术又通药理的人才。”

我回应道：“我认为可行。待我返回后，将与陈锡联进行商讨，计划明年启动试点工作。”

主席问：“今年不行吗？”

考生的成绩将由三部分构成。首先是中学毕业时的成绩与表现，占比为30%；其次是他们在生产或工作单位中的群众评议结果，同样占比30%；最后是本次高考的考试成绩，占比高达40%。”

主席言：“不妨先试为证，发现问题后，再行优化。”

我指出，当前存在几点争议：首先，各地中学的评分体系存在显著差异，是否应该推行全省统一的中学毕业统考？其次，如何合理分配各部分的比例？再者，如何确保所有青年都有充足的复习时间？此外，还需确保群众评议的公正性，避免出现徇私舞弊等现象。在实施过程中，仍有许多问题需要深入研究和解决。在盘锦市大洼区，一位农场干部向我提问，为何大学招生考试不能安排在冬季？他认为，由于东北地区无霜期较短，目前的考试时间正值农忙季节。而冬季农闲，再加上春节假期，青年们至少有几个月的时间来复习，可以在春耕前完成考试，这样既不影响生产也不耽误招生。

主席称赞道：“这建议相当不错！不妨考虑将东北地区的招生安排在冬季进行。”

我回应道：“确曾如此考虑。然而，这需牵涉到整个国家教育体系的改革，毕竟，面对全国统一招生的高校，我们又该如何是好。这些问题目前正处于探索与研究的阶段，恐怕短期内尚难有定论。一言以蔽之，单凭一份试卷的分数，便定一个青年的未来，实不可取。”

领导提到：“你似乎提过，贵省的教育局长早年曾是位小学教师。我也有类似的经历，我起初也是一名小学教师。她的名字是什么呢？”

我言：“这位名叫温巨敏，她身为党的‘十大’代表，此次莅临会议。”

主席问：“张铁生来了吗？”

我答道：“他并非'十大'的代表，故而并未莅临。”

总书记指出：“他性格刚毅，如同棱角分明的宝石，为何不邀请他加入？我们共产党员应当勇于抵制逆流，这不是早已写入党章的精神吗？”

“他？连党员的身份都不具备，怎能……”我想进行解释。

“为何辽宁省委没有让他加入党组织？”主席打断了我的发言。

面对此情此景，我竟无言以对。起初，我决定在《辽宁日报》上刊登他的试卷，主要基于对大学招生考试方式的变革有所预判。然而，未曾料到，主席将此事提升到了“战斗檄文”的高度，并将其与党章中关于“共产党员要敢于反潮流”的规定相提并论。

至1973年年末，于中央八大军区司令员职务对调的会议上，毛主席再度提起张铁生之名，他指出：“辽宁涌现出张铁生这样的人物，有人赞誉，有人非议，我则认为他值得肯定。关键在于敢于逆向潮流而动！”

1974年，辽宁省在选举全国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之际，中央的纪登奎同志特地致电省委，提及毛主席的提议，中央特地为辽宁增设了一个代表名额，并指定张铁生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候选人。翌年，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张铁生成功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委员。

1986年1月，在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审判中，我因涉嫌图谋颠覆XXXXXXXXX，意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社会主义制度，被判定犯有反革命罪行，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七年，并附加剥夺政治权利四年。

在法庭陈述中，我确认了在《辽宁日报》刊登张铁生试卷及我所撰写的编者按语的真实性，并描述了毛主席指示《人民日报》予以头条报道，以及我对省委未吸纳张铁生入党的批评。面对法庭对我涉嫌构成反革命刑事犯罪的指控，我质疑道：毛主席的行为是否也应被视为破坏整个中国教育事业的反革命犯罪？这一事件本质上属于党内关于教育路线和政策的具体争议，不宜被定性为刑事犯罪。

在1973年7月，毛远新将张铁生塑造成“典型”，进而声称“要用这块棱角分明的石头攻击他人”。此言一出，张铁生便四处煽动反革命情绪，对老干部进行诬陷和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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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领导人指出：“宇宙究竟是什么？‘宇’指的是广阔无垠的空间，‘宙’则象征着绵延不息的时间。空间，它既浩瀚至万亿光年之遥，又细微至质子和中子之间。至于时间，它的本质难以言明，仿佛永无止境，既无起始也无终结。我们所谓的年、月、日、时，不过是人类在观察天象并摸索出一些规律后，人为设定的时间单位，这些单位仅适用于地球，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人们所制定的标准各不相同，因此产生了农历、阴历和阳历的区分。随着时间的流逝，万物都在空间中运动，而我们的地球在浩瀚的宇宙中，也不过是微不足道的一隅。我用左手拇指顶住小指尖，以此比划着，人类从类人猿起源至今的历史，在时间长河中也只是短暂的一瞬。”接着，他用右手拇指同样顶住小指尖，双手同时上下晃动，以形象地展示这一短暂的历史过程。

主席指出：“人类始终渴望揭开宇宙之谜，探寻其中的规律性。那么，宇宙间万物的运动变化，是否真的存在某种规律？人类社会的发展演变，是否也遵循着某种法则？科学家们坚信这一点，我亦深信不疑。正是对这些规律的探索和认知，构成了科学家的使命。我们常言‘人定胜天’，这难道不是正确的吗？难道‘听天由命’就是正确的态度吗？人类不断研究自然规律，正是不愿屈服于命运的体现。气象学家发现了天气变化的规律，能够预测风雨阴晴，发出台风警报，这不正是‘人定胜天’的体现吗？古时人们将月蚀解释为月亮被天狗所吞噬，然而，科学家们不相信这一说法。经过探索，他们发现，月蚀不过是地球的阴影投射到月亮上所致。”

然而，坚信人力可胜天必须建立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之上，绝不能任意创造或扭曲规律，否则将受到自然法则的严厉惩戒。至于这位“老天爷”究竟是谁？有人认为是上帝，有人认为是菩萨。在我看来，所谓的“老天爷”不过是客观规律的真实写照。

仿佛触动了某种记忆，主席自沙发上起身，我亦随之站立。他举手示意，让我坐下，随即步入旁边的卧室。在床边的半堆书籍中翻寻一番，最终取出一本封皮浅蓝的薄册，携书而出，递至我手中：“请你阅读此书。”

我取过那本书，书名为《海陆的起源》，由奥地利学者魏格纳所著，并由李旭旦先生进行翻译。此书由商务印书馆于1964年出版。（详见附件）

“此书的作者……”主席略作沉思，我便赶忙将书递至他面前，手指向封面上清晰标注的字迹：“他的名字是魏格纳。”

主席匆匆瞥了一眼封面，便坐直了身子，点燃了一支香烟，缓缓道来：“魏先生，真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半个世纪之前，他的学说遭遇了不少质疑，然而时至今日，反对的声音已日渐稀少。他揭示了一个惊人的事实：在这颗星球上，欧亚大陆、非洲、美洲原本是一体，未曾有大西洋与地中海的分割。后来，据传是因为潮汐作用和地球自转的效应，才逐渐分裂成了五大洲与四大洋。魏先生不仅洞察了地壳运动变化的规律，还提出了地壳板块移动的理论。然而，地壳运动的规律并非他所创，而是亿万年来始终存在于我们脚下，客观存在的事实，这也是地球上为何会有地震和火山活动的原因。”

主席俯身向我问道：“或许在未来的某天，各大洲会再次汇聚。你认为是这样的吗？”

我未曾深思过此问题，一时竟语塞。主席却开口道：“依我看，此事或许可行。古语有云，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他率先露出笑容，我亦随之而笑。

主席续言：“或许有一天，太平洋亦将不复存在，中、美两国将紧密相连。”他目光炯炯地望着我，故意摆出一副庄重的表情，言道：“依我看来，这并非无稽之谈。”同时，他认真地接连点头两下。我亦模仿他的认真，回应道：“若中国与美国真的紧密相依，日本列岛恐怕将面临极大的灾难。”

“呵呵呵……”主席不禁与我一同开怀大笑。

我轻轻翻开书页，发现前几页的内容，诸如“译者的话”与“序”等章节，上面遍布着主席用铅笔精心勾勒的线条，这无疑表明他对这些内容进行了细致的阅读。然而，翻到正文部分，便再无此类标记，推测可能是由于专业术语繁多，阅读起来颇为费劲，或许他因此并未继续深入阅读。

在石炭纪这个古生代的时代，究竟已过去多少岁月？我不经意间翻阅着书籍，轻声提问。主席微微摇头，坦言：“这问题我同样不知。”

针对王秉璋部长的提问，我回应道：“我难以明确界定这究竟是科学发现成果还是技术发明成果，但既然称之为科技成果展览，其中必然包含这两方面的内容。实际上，科学发现与技术发明之间也往往难以截然区分。”

主席轻轻点头，语气中带着沉思：“在实际操作中，二者往往难以截然区分。我国设有科学院，由郭老负责管理，然而我们并未设立技术院。从哲学的角度来看，这两者并非同一概念。”

“郭老并非科学家，却担任了科学院院长的职务。”我如此说道。在我心中，郭老是一位历史学家，同时也是一位文学家与剧作家。

“非也，”主席摆了摆手，“郭老身为科学家。他专注于历史研究，专攻甲骨文，岂能不算科学家？历史学、考古学、文字学均属科学领域，隶属社会科学分支。社会科学众多分支，常常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

主席言：“汝可一阅郭老所著之《十批判书》。书中伊始，郭老便首先自省。他指出，昔日研究先秦古史，皆依循自东周始之儒家文人著述。然经对出土之牛骨甲骨文、青铜器铭文之考证，他发现自身对先秦历史的诸多论断，不仅不当，甚至存在谬误。研究先秦古史，应效仿郭老，以考古为基，从龟甲、牛骨、青铜器着手，切勿局限于古人的旧籍之中。”

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人类思维的科学，皆隶属于科学的大家庭。从浩瀚的宇宙天际至广袤的地理世界，再到天地间的万物以及人类社会，凡是对其客观运动规律进行探索与发现者，均可被誉为科学家。在我看来，科学理应归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

我言道：“科学，作为上层建筑的构成要素，而技术，则无疑是生产力的核心。”

主席轻轻点头，稍作沉思，继而补充道：“实则不然，先进技术虽能显著提升生产力，但若言其转化为生产力，则此说法更为精准。然而，这一转化过程离不开众多关键前提。首要条件是拥有劳动力，这包括从事脑力与体力劳动的人们，他们是生产力构成要素中最为关键且最具活力的部分。正如林彪所言，人的因素居于首位。人不仅是军队战斗力的核心，亦为生产力要素中的首要。此外，还需具备土地、森林、矿山等自然资源，以及空气、水源，还有生产所需的原料和材料。同时，厂房、机器设备以及动力、电力等基础设施亦不可或缺。若缺少这些基础要素，即便技术再高超，亦不过是空中楼阁，纸上谈兵，无法真正转化为生产力。”

提及七机部的科技成果展，我不禁感慨：“我该如何向王部长……”

主席挥手示意我暂停发言，随后转而说道：“待会儿再谈。”他接着指出：“以前我曾对你有所指摘，为何你独独对科技议题情有独钟，而对政治议题却显得冷漠。我此刻最忧虑的是我国是否会重蹈苏联覆辙，走向资本主义的复辟。你似乎并不为此担忧，否则为何未曾就此提出疑问？”

“我并非毫无忧虑，只是……”我试图辩解。

主席轻轻挥了挥手，打断了我的话语：“请转告王秉璋同志，我近期事务繁重。”

我回应道：“明白了。下学期我们将不再进行课堂教学，而是遵照你的指示，投身于为期半年的下乡四清运动。运动结束后，我们将转而着手毕业设计，届时，明年这个季节，我们便将迎来毕业的时刻。”

主席强调：“即将毕业了吗？我曾明确表示，若学校宣布你毕业，那我也不会认可。你长期困于课堂，未曾亲身参与劳动，不知何为劳作；未曾体验农耕，不知播种之辛；亦未曾经历军旅，不知战事之艰。对我国的真实社会状况缺乏了解，这样的学历又怎能称为大学毕业生？”

我言：“自清华转学至哈军工，我随即投身军旅生涯。”

主席询问：“这样的兵员，不过是学生兵，不足以计入正规编制。他们毕业后会被分配到何处？”

我提及：“鉴于我的专业学业成绩，我有很大可能被分配至七机部下属的研究机构。”

主席轻轻摆手，回应道：“这不行，这不行，我并不认同。从家门步入校门，再从校门踏入机关，这无疑是远离了社会现实。是否还有其他的分配选择呢？”

“部队也是一选择。”

主席提议：“加入军队吧。当前美国对越南的轰炸日益加剧，这场冲突似乎会愈演愈烈。投身军旅，若是越南需要我们的支援，你是否有勇气参与战斗？”

“我敢!”我说。

“赞同！”主席轻抚沙发扶手，感慨道，“我家中唯有你身为健壮的劳动力。”接着，他询问，“你对军队配备的武器操作熟练吗？”

我回应道：“我所专攻的是防空导弹的地面雷达操控技术。虽然尚未亲身体验过实际操作，然而，我对相关的基本原理已有深入的了解。一旦抵达部队，通过实际的操作与训练，我相信自己能够迅速上手并投入使用。”

国家领导人指出：“我们的防空导弹性能卓越，目前越南急需加强防空力量。至于步兵的轻武器，你是否熟悉使用？”我回应道：“手枪、半自动步枪和冲锋枪的使用我都掌握，不过由于长时间未使用，操作上略显生疏。”

主席指示道：“我已告知汪东兴，请他将这些枪械一并带来交予你。在继续接受治疗的同时，也请熟悉各类枪械。待到战场之上，这些武器将是守护自身、抵御敌人的必备之物。”

“那太好了。”我说。

“此外，”主席言道，“你的名字确实太过显眼，下乡或进入部队都会带来不便，还是更换一个更为妥当。”（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全国范围内正在广泛传达1964年主席与我于北戴河的对话纪要——作者注）

“换个名字吧。”我说。

“赞同，李实这个名字很好。”

翌日，中央警卫团一大队一中队的中队长陈长江，遵照汪东兴的命令，将手枪、半自动步枪和冲锋枪一一送至我家。此外，他还带来了枪支分解与拆装的详细操作手册以及一张胸环靶纸。随后，他还亲自带我前往靶场，体验射击训练。

重返哈尔滨后，我向系主任戴其萼详细汇报了座谈会的具体情况。主席指示我毕业后应投身部队，并更名为李实，随后前往黑龙江省巴彦县临城公社的前进大队参与四清工作。随着年底四清活动的圆满结束，我重返学院，却得知毕业设计已被取消，毕业时间提前了半年，即在1966年1月正式毕业。于是，我正式提交了更改姓名的申请报告。在军工学院的批准下，我的毕业证书上正式署名“李实”，并且我被分配至空军服役。

抵达空军司令部后，我正式办理了报到手续。吴法宪司令和余立金政委将我分配至军委空军司令部的第二高炮指挥部，即防空导弹指挥部，担任参谋一职。带着这份喜悦，我迫不及待地将这一喜讯告知主席，他却意味深长地说：“我派你去从军，而非让你执掌官职。”

我轻描淡写地回应：“那参谋，不过是官职中最微不足道的小角色罢了。”

主席轻笑一声，言道：“若无官职在身，即便是放屁亦无人理会，可谓是官职中最微末者。我欲派遣你远离北京等繁华都市，投身于野战部队最基层的连队，成为一名普通战士。若你能够出色地履行战士职责，便有望晋升为班长；若班长一职亦能胜任，则未来可望担任连长之职，届时再考虑调入指挥机关，担任参谋一职。”

我再次拜访吴法宪司令，向他复述了主席的言辞。彼时，吴司令情绪激动，眼眶泛红，感慨道：“未曾想到，主席的要求竟如此严格。”最终商定，我被派遣至空军高射炮兵独立第四师第三营第一连第三班，成为一名战士。

回首往昔与主席的对话，我对科学的本质有了更深的理解：科学是探索世界的方式，涵盖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人类思维的科学。至于技术，它关乎的是如何改变世界。需注意的是，技术本身并非即时的生产力，它需要在诸多必要条件齐备之后，方有可能转化为真正的生产力。

我明了主席为何不赞同唐闻生为他朗读那篇《科学院汇报提纲》。

题外的话：

1993年10月，我有幸被分配至上海汽车质量检测监督研究所担任工作。

“人们不禁要问：一方面，‘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提出令人振奋不已。另一方面，科技成果的转化却步履维艰，令人沮丧。这种鲜明对比的背后，究竟是一道怎样的‘围墙’？至今我们仍无法揭开它的神秘面纱。”

科技已然成为推动发展的核心动力，那为何还需逾越一道看似难以跨越的障碍，方能使其成为实际的生产力？这难道不反映出技术本身尚未完全具备生产力的特性吗？

冯·卡门先生，钱学森的导师，曾言：“科学旨在揭示已然存在的奥秘，而工程则致力于创造世间未曾有之物。”就我个人之见，所谓“工程”，实则是在满足诸多先决条件的前提下，对各类相关技术的系统化整合。回顾2002年11月1日的上海《新闻晨报》，其头条以醒目的大字标题宣称“科学的本质在于创新”。然而，我认为科学所揭示的，乃是客观存在的物质运动规律，这些规律并非任何人的主观意志所能随意“创新”或创造。至于“技术的本质在于创新”，此言或许尚可接受。

【修订稿：二〇〇九年三月 修订：二〇二三年五月】

附件：《海陆的起源》著作之封面，以及序言及译者致辞。

（注：书中所见的铅笔痕迹，无不显现出毛主席在阅读此书时所留下的珍贵笔迹。）

我需澄清一点，我引用了毛主席的比喻，称其为“有棱有角的石头”，但并未提及“打人”之意。至于他“进行反革命煽动，诬陷迫害老干部”的说法，我确实不知情。

1989年，我从秦城监狱保外就医，从朋友的口中得知，张铁生也因反革命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我看到几乎所有报刊杂志上都称他为“白卷英雄”、“白卷先生”，说他是江青等“四人帮”树起的“读书无用论”、“不要文化论”的典型。

若依据国家法律，于《辽宁日报》与《人民日报》发表其试卷被视为反革命刑事犯罪，那责任仅在于我和毛主席两人。然而，我们二人实际上并未持有“读书无用论”或“摒弃文化”等观念。江青及其余三人起初对此事一无所知，直至毛主席指示《人民日报》将此事置于头版头条予以转载，他们方才得知，进而表示了支持。

附 件：

附件（一）：1973年7月19日，《辽宁日报》封面头条

附则（二）：1973年8月10日《人民日报》首页

2005年10月，初稿拟定；至2023年5月，修订完成。

毛主席谈“天才”

毛远新

1970年岁末，辽宁省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向中央汇报了筹备党代会的相关进展。我与陈锡联、李伯秋等同志一同前往北京，下榻于京西宾馆。汇报完毕后，我专程前往中南海，拜访了主席。

主席提问道：“辽宁是不是全国最后一个成立革委会的省份？”

我言：“1968年5月，该省成为全国建立革委会的倒数第四个省份。”

主席表示：“总理曾告知，辽宁在去年便实现了工农业生产总值的超越，达到1966年的水平。中央对辽宁的发展态势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其已成为全国范围内可以召开党代会的三位佼佼者，具备了选举新省委的条件。回溯两年前，辽宁地区三股势力互不相让，其中两派均持反对陈锡联的立场，中央对此深感忧虑。总理透露，辽宁已迅速消弭派系纷争，实现了广泛的团结，你在此过程中功勋卓著。因此，中央提名你为省委副书记候选人，尽管我仅提议你进入常委行列，但政治局全体成员均支持这一决定。”

我评论道：“当时的中央政策调整可谓英明，它成功地避免了工人阶级内部的根本矛盾，将各个派别均视作革命群众组织，做到了公平公正，正是这样的策略使得辽宁迅速化解了派别间的对立，实现了空前的团结。”

随后，我对辽宁省的近况进行了简要的述说，并提及了陈锡联传达庐山九届二中全会的相关内容，以及大家学习主席《我的一点意见》的进展情况。

主席言：“谓我为天才，称我为‘天才的马克思主义者’，此乃妄言，吾不以为然。幼时随母拜佛诵经，信仰佛教；及至就读私塾，又对孔夫子之学说深信不疑，崇拜曾国藩之为人。入洋学堂后，又倾心于康德之哲学。若非陈独秀，吾师也，又怎会知晓世间尚有姓马之胡须长者？陈独秀乃一良师，性格固执，后虽犯有过失。然而，中国共产党之成立，他功不可没。他与李大钊皆为我之师，我非天生之马克思主义者，乃后继其教诲而学之。”

主席表示：“哪有什么'一句话胜过千言万语'，'字字句句都是真理'的说法，我并不认同！”我听后一愣，心想这难道不是林副主席曾经提到的观点吗？

主席强调道：“一字一句，各有分量。关于修改《宪法》草案，我曾四次提及应删除‘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等修饰语，这难道还不够吗？可这又能怎样？即便说对了，也可能有误，除了神明，又有谁能保证每句话都无误呢？”

稍作停顿后，主席继续说道：“我想啊，即便是神仙，也难以做到完美无缺。《圣经》中记载，一条蛇诱使两位年轻人吞食了禁果，上帝因此震怒，判处蛇终身舔食尘土。然而，科学家们发现，蛇并不会吃土。这表明上帝有时也会言过其实。禁止人们食用苹果，显然是错误的。那条蛇劝说年轻人吃苹果，我们不应盲目听从上帝的禁令。在我看来，蛇的行为是正确的，它是革命造反的象征。若非如此，我们可能至今都无法品尝到苹果的美味。依照《圣经》的说法，那两位年轻人食用了苹果后，智慧得以开启，他们才意识到男女之间存在着一种微妙的关系，并由此产生了羞耻心。这标志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否则，我们今天恐怕仍处于赤身裸体的状态。”

我忍不住笑起来。

主席轻笑出声，说道：“我认为蛇功不可没，人类的繁衍生息，文明得以发展，今世世界人口已超数十亿，这一切都应归功于那条蛇。看来上帝有时也会犯错，甚至站在人类的对立面。我选择站在蛇的一边，力挺它对抗上帝。”

主席转身问：“你赞同吗？”

“我亦赞同。”我回应道，“主席您诞生于1893年，那一年是农历癸巳年。按照生肖，您正是属蛇之人。”

“我属蛇，你呢？”主席问。

我提及：“我生于1941年，对于农历的年份，我无法确切道来。恰好比我晚出生48年，按照十二生肖的划分，我也是属蛇的。”

“请！”主席轻轻捻熄烟蒂，高举手中的茶杯：“为蛇类干杯！”我亦端起茶杯，与主席轻轻相碰，随后缓缓啜了一口香茗。

“在中国，有一位名叫孙猴子的角色，”主席放下茶杯道，“他同样是一位革命性的反叛者。他不遵守玉皇大帝的规矩，曾大闹天宫，使得天庭不得安宁，甚至吃光了王母娘娘的仙桃，还在如来佛祖的手心里留下了一泡尿。你看过《西游记》这部作品吗？”

我提及：“曾在小学时代求学，而后初中亦经历了一次深造。”

主席提问：“你能否谈谈，吴承恩创作《西游记》的动机是什么？”我回应：“关于为何创作……这个问题，我其实从未深思过。”

主席言：“我看，此人因对朝廷政事心生不满，却又不便直言斥责皇帝，于是虚构孙行者形象，令朝廷不得安宁。最终，他被判五百年流放之刑，刑期结束后，还得戴上紧箍咒，不得胡言乱动。这不正是反抗者的结局吗？唐僧西天取经，历经九九八十一难，所遭遇的妖魔，许多不都是那些身居高位、出入朝堂的官员的左右手，诸如秘书、警卫、司机等？他们一旦流落民间，便作恶多端，祸害百姓，即使是神通广大的孙行者也难以对付。这其中的原因，又是什么？”

“书中记载，他们皆是窃取了主人所藏之强大法器。”我言。

“何为强大的法器？”主席言道，“归根结底，不过是主人身份的象征。最终仍需召唤主人亲自出手，将妖怪捉拿归案。至于那些出身平凡的妖怪，尽数命丧在孙悟空的金箍棒下。这又是什么道理？这正是领导干部所享有的特殊权力！”

主席曾言：“吴承恩屡试科举不第，堪称一位怀才不遇的文士。传闻他曾作诗一首，其中两句云：‘胸中磨损斩邪剑，欲起平之恨无力’，或许正是他创作《西游记》的初心所在。他立志斩除世间一切邪恶，心中之剑早已磨损不堪，却也唯有徒叹天命难违。”（后经查阅吴承恩之资料，发现其长诗中有四句云：“野夫有怀多感激，抚事临风三叹息。胸中磨损斩邪刀，欲起平之恨无力。”——作者注）

主席强调：“我党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务必率先垂范，坚决抵制特权，严于律己，并加强对身边亲属和工作人员的管理。否则，有人可能借领导之名，对百姓造成伤害。在‘九评’中，明确列举了十余项要求，针对领导干部提出了严格的标准，特别指出党和国家干部均为普通劳动者，而非高高在上的统治者；干部应定期参与集体劳动，与群众融为一体。同时，强调反对领导干部的高薪和特权，以缩小其与人民群众的收入差距。请各位找出来重新阅读。”

主席轻轻抽了一口烟，语气中带着几分戏谑：“所谓的‘天才的军事家’，那不过是虚名罢了。我不过是一名教书匠，师范院校的毕业生，未曾踏入过军校的大门，亦未曾在讲武堂中深造。机关枪的有效射程，迫击炮的射击距离，以及部队一天的行军里程，这些我都一无所知。自秋收起义以来，我屡遭败绩，队伍散乱，难以集结，我焦虑万分，几乎要跳脚。数千人的队伍，或是战死，或是逃散，最终只剩下数百人能够抵达井冈山。后来在赣南地区展开斗争，依然是一连串的败仗，直至在闽西打下长汀，才稍稍松了一口气，得以回顾过去，总结经验教训。败仗和跌倒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跌倒之后，不能以客观的态度去总结教训。”

何谈“天才”的军事奇才？我深知战争的真谛，皆源于实战的磨砺，是在历经无数挫折与败绩后，方悟得战争的精髓。每当战败，队伍溃散，难以重整旗鼓之际，我便深入连队调研。发现连队缺乏凝聚力，于是提出将党支部设立在连队之中。每支部约有七八名党员，以此为基础，逐步强化队伍的战斗力和团结性。

每位党员若能结识一到两位贴心的挚友，以及积极向上的同志，连队便会形成稳固的核心力量。在实践过程中，持续提炼经验与教训，人们的智慧便会日益增长。称我为天才，我并不认同；若说我擅长归纳总结经验，我却深以为然。

领导人表示：“何来四个伟大，岂不太多？真是让人烦恼。”随后，他转身向我提问：“你认为，在世界上谁才是最伟大的？”

我在心中琢磨：究竟是指古代人物还是现代人士？是军事英才还是科学巨匠……一时间难以给出答案。主席却开口说道：“依我看来，世界上最为伟大的人，乃是母亲。”这样的见解，当时我确实是未曾料及的。

“你如何理解‘谦虚’？”

未待我深思如何用词来总结，主席便言：“谦虚即是实事求是，不夸大其词，过分则显作伪。实事求是，言语中谈来轻巧，付诸实践却颇为不易。”

主席强调：“难道我亲手创立并指导的人民解放军，就非得由我一人指挥不可吗？毕竟，军队的建立并非仅由我所为。我本是一名教师，对军事并无涉猎，单凭个人之力，怎能成就一支军队呢？”

我言：“据一则文献记载，在辛亥革命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您曾执戈从军。该文献提及，自那日起，您便投身于军事学的研究与探索。”

主席轻轻摇头道：“确实当过兵，大约有半年光景。然而，若说自那时起便开始钻研军事，那不过是空谈。我不过是为了拓宽视野，去见识一下外面的世界罢了。”

我言道：“看来您曾接受过军事训练，对军事知识也应有所涉猎。”

主席再次轻轻摇头，言道：“得益于我颇佳的文采，长官便将我留于身边，担任文书一职，协助他整理名册、记录事项，以及起草命令和报告等文件。”他刻意放柔了声音，低声补充道：“身为文书，倒也有其便利之处，便是早晨可以悠然睡个懒觉，无需出操，亦无需参与训练。”我不禁又笑了出来。

主席曾言：“塑造一支军队，其难度非同小可，正如锻造一把利刃，首当其冲的，便是铁匠的技艺。在这把刀的锻造者中，我并非主角，而是朱老总。他毕业于讲武堂，出身行伍，积累了丰富的带兵作战经验。正是他，将一群散漫的农民，训练成为一支能征善战的军队，从个体素质的提升到班、排、连、营等各级单位的基本攻防战术。此外，还有伯承、剑英等一众英才。至于我，主要职责在于如何使这把刀更加锐利、更加坚韧。再者，便是如何运用这把刀，出谋划策。”

主席言罢，倚靠在沙发上，伸出右手，虚握成拳，随即便在身前左右轻轻挥动了两下。

主席曾言：“秋收起义虽告失利，我遂登井冈山，深思着如何构建一支崭新的军队。这支军队，必须区别于国民党军阀的部队，亦非王佐、袁文才等绿林豪杰的队伍，它应是我们党达成政治目标的坚强武装。这支军队不仅要征战沙场，还需深入民众组织宣传，助力地方政权的建立。为实现此目标，必须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在军队内部构建党的组织与思想政治工作体系。同时，还需构建全新的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军政关系，并制定全新的部队纪律。这与朱老总等人的传统带兵之道颇有不同。起初，他们对此难以适应，甚至产生了矛盾，一度剥夺了我对部队的指挥权。然而，实践证明，唯有如此，红军方能生存，方能战无不胜，他们终转而支持我的主张。南昌起义亦告失败，两万之众的队伍，或战死，或溃散，仅余数百人。正是在朱老总的带领下，我们从广东转战至江西、湖南，坚持斗争直至井冈山会师。因此，若言我独力缔造，我实不敢苟同。若称我为缔造者之一，我则欣然接受。这并非‘伟大的谦虚’，而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主席强调：“战争不仅是战场上的较量，众多知识亦源于实践，而非仅凭书本即可获得。书籍固然需读，关键在于如何去阅读。”

主席转过头来向我询问：“你能否解释何为知识？”他提出了一个问题，我瞬间感到难以作答。然而，我明白他并非真的期待我给出答案。

主席续言道：“这实则是对人类在探索与重塑世界过程中的经验结晶。有些人仅因阅尽数卷，便自诩为知识分子，显得颇为自负。然而，我对此持不同看法。众多大学生，包括你，”他手指着我，“纵然博览群书，若不投身实践，前人的智慧便无法内化为己有，这样的所谓知识分子实属有限。唯有亲身实践，方能在检验所学之真伪与效用。同时，这也将为你带来书中所缺的宝贵知识。若能将前人经验付诸实践，转化为己用，并成功解决实际问题，这才称得上真正的知识分子。”

战国时期，赵国名将马服君以赫赫战功闻名，其子赵括熟读兵书，甚至能在辩论中胜过其父。马服君在临终前告诫妻子，切不可让儿子领兵作战。然而，当秦国入侵之际，赵王未采纳劝言，任命赵括为统帅。面对白起的精锐之师，赵括的四十万大军溃败，最终全军覆没，士兵们惨遭活埋。这正应了那句“书读得越多越蠢，越显得无知”，赵括便是那种纸上谈兵、脱离实际的典型读书人。

“赵括算知识分子？”我问道。

“既是亦非，”主席言道，“他恰是那种仅拥有书本学问，却缺乏实践经验的知识分子。至于那些奉行王明路线、身居临时中央的绅士们，他们虽曾饱食洋餐，翻阅数本马列著作，但对于我国国情、苏区现实，却一无所知，却妄图掌控一切。终至苏区损失惨重，红军三十万锐减至不足三万。我在延安撰文时曾言，食物需一口口品尝，道路需一步步跋涉，子弹亦能夺人性命，这些绅士们却对此一无所知。我党深受此类知识分子的累赘，因此提出知识分子改造的任务，即让那些仅凭书本知识，缺乏实践经验的学者，投身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实践之中，通过磨练，成长为真正的知识分子。同时，我们也提出了教育革命的任务，旨在将那些培养脱离实际知识分子的学府，转变为培育既具书本知识又具备实践能力、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知识分子的摇篮。”

我命令你们军工学院的全体师生深入农村，投身于四清运动之中。此行旨在让你们亲身感受中国社会的真实面貌，不仅要拥有扎实的书本知识，更要积累宝贵的实践经验——这是课堂之上难以学到的。待你们大学毕业后，我希望你们能离开繁华的大都市，投身于野战部队的基层连队，从一名普通战士的身份开始，以此避免沦为赵括式的书生。在国民党将领中，真正具备实力的，往往是黄埔军校早期的那批学生，因为他们是从士兵做起，亲身经历了战斗的洗礼。而那些从陆军大学走出的毕业生，虽然学问渊博，但真正能上战场杀敌的却寥寥无几。

主席指出：“庐山会议竟闹出一场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诸多高级干部竟盲目崇拜所谓的‘天才’，对于唯心论的先验论与唯物论的反映论均缺乏清晰的认识。他们以拥护‘天才’为名，随陈伯达起哄，企图通过此举一举推翻二中全会既定的议程。我却坚决不认同这种做法，甚至称其为‘大有炸平庐山之势’。庐山会议实质上是一场未遂的政变，不过是古代‘诛晁错，清君侧’的翻版。我认为，我们党的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亟需多研读马列著作。”

问：“从哪开始读？”

“嗯……”主席沉思片刻，随后说道：“我们不妨先阅读恩格斯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主席举杯品茗，轻啜一口，言道：“德国古典哲学的杰出代表乃黑格尔，其为马克思之师。马克思与恩格斯均从其学得了辩证法的精髓。然而，恩格斯曾言，黑格尔的体系虽无谬误，却建立在唯心主义之基石之上，犹如头下脚上，呈倒置之态。马克思则将之翻转，使之头居上，脚在下，重归正位。”

费尔巴哈，马克思的导师，其著作《基督教的本质》所蕴含的唯物主义思想，曾对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给予他们极大的思想解放。恩格斯曾言，我们一时之间皆成为费尔巴哈的追随者。然而，马克思进而察觉到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并不彻底，其观点机械且形而上学，在触及人类历史领域时，又显现出唯心主义的倾向。因此，恩格斯戏称，马克思的下半身信奉唯物主义，而上半身却仍停留在唯心主义的立场。

马克思与恩格斯对他们的导师既有所继承，亦有所批判，进而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因此，我并不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是纯粹的天才。他们从资产阶级的思想中汲取了辩证法、唯物论、经济学以及社会主义理论的知识。然而，他们的学习并非盲从或迷信，而是经过深思熟虑与批判性的吸收，这便是对“扬弃”这一概念的最佳诠释。在自我反思与实践中，他们有所取舍，对正确的思想予以发扬光大，对错误的理论则予以摒弃，从而去芜存菁。

领导指出：“以前我曾指出你的学习方法存在问题，你总是认为老师讲授的、书本记载的内容都是无误的真理。实则不然。如今你身处东北辽宁，那些从北京传来的指示和命令，就一定正确吗？未必。你应当多思考几个为什么，深入分析，判断其是否真正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否适应你们当地的实际情况。中央的指导意见，包括我个人的言论，有的确实正确，符合实际情况，你们省委就应予以执行。有的则可能不妥，不符合实际情况，你们就有责任向中央反馈，勇于与中央进行讨论。只有通过争论，哪怕激烈到面红耳赤，才能明确真理的所在。只要你们的观点更贴近真理，我会进行自我批评。畏惧争论、回避争论，甚至禁止争论，不论是出于自身的不安还是试图压人，这些做法都与马克思主义原则相悖，都是错误的。”

“真理乃是对事物发展规律客观性的准确反映。人的主观认知与客观规律之间总存在一定的差距，差距越小，如十个指头中有两三个，便堪称非凡。我们所认知的真理都是相对的：今日被视为真理的，未来可能暴露出谬误；今日被视为错误的，未来或许揭示出真理的某些要素。因此，全面肯定或全面否定都是不恰当的。经过质疑、思索、分析，我们应确认那些应当肯定的，同时摒弃那些应当否定的。”

主席续吸了一口烟，表示：“原本计划的庐山会议议程，旨在为四届人大的召开做好铺垫，其中包括审议修改《宪法》的相关议题。我建议，应在《宪法》中明确写入公民享有‘四大’权利。如此一来，民众便能更便捷地表达心声，对各级党委和政府官员的工作实施监督。同时，应将工人享有罢工权利纳入《宪法》。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都承认工人罢工的自由，而在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却对工人罢工心存畏惧，这岂不是令人费解？除非是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者是有见不得人的私事、脱离群众的干部，才会感到害怕。否则，又有何惧？我认为，只要处理得当，罢工不仅能够揭示矛盾、揭露坏人，还能教育群众，有利于抵制官僚主义，改善党群关系。难道共产党人会比资本家更畏惧工人吗？”

主席轻轻从面前的茶几上取过一叠文件，递至我的手中：“近期黑龙江出现了一些状况，中央对此表示关切。毕竟，那里是我国边防的最为前沿，若任其发展下去，形势堪忧。你不妨仔细查阅一下。”

我迅速浏览了这些材料，发现其中多数源自新华社、人民日报等权威机构的核心内部资料，此外还包括了一些电报和会议记录，它们共同揭示了黑龙江省委主要领导所面临的问题。

主席言道：“请转告陈锡联同志，他们先行返回，而你则需留下。中央正在商讨如何妥善处理黑龙江的问题。总理建议你参与其中，因为你对黑龙江的情况有较为深入的了解。这里有一些资料，你先先行翻阅。”我接过材料，起身向主席致意，主席亦起身与我握手告别。

我刚刚转过身，主席便叫住了我：“稍等。”我立即转回身，主席接着问道：“‘天才’这个词，用英语该如何表达？”

“天才吗？”我回答，“似乎是‘gen’之类的词汇，具体记不太清了，得查一查。”我转身走向对面墙角，从书架上取下郑易理编撰的《英华大辞典》。

“找到了，”我回应道，“‘天才’在英文中被称为‘genius’。汉语中，它不仅意味着天才，天赋，甚至还能引申为神仙或妖怪。”说着，我将手中翻开的词典递向主席展示。

“哎，在庐山，他们竟称我为妖怪。呵呵呵，哈哈哈。”主席轻笑，我亦随之一笑。

【初版于2008年9月；历经2023年7月的修订】

毛主席论科技

毛远新

“胡说，我未曾如此言。”唐闻生进一步表示，邓小平同志似乎试图将自己的见解强加于主席。

在会议结束后，我向主席逐一向他传达与会者的发言内容。当轮到唐闻生发言的部分，我忍不住好奇地问：“您指的是‘胡言乱语’吗？”主席毫不犹豫地回应：“正是那句话。”他指着我说，又指向自己：“我们似乎曾经探讨过这个话题。”我一时没能立刻回忆起与主席具体是何时讨论过这个问题，于是便继续向主席汇报其他人的发言。

十余日之后，我在整理抽屉之际，无意中发现了一本封面上呈浅蓝色的袖珍册子，这才使我回忆起当年主席赠予我此册时，曾就科学技术相关话题与我进行了深入探讨。

1965年，春末夏初之际，我因身体不适在北京接受检查与治疗。在此期间，遵照哈军工导弹工程系戴其萼主任的指导，我前往七机部下属的若干研究所，与部分我系毕业生进行座谈会，旨在为导弹工程系后续教学改革方案的制定收集相关信息和进行调研。通过我的联系，七机部王秉璋部长亲自为我安排了数次座谈会，并悉心听取了学长们的宝贵意见。

约莫在初夏六月，王秉璋部长陪同我赴北京郊外的一处试验场地，观摩火箭与导弹发动机的台架点火实验。在返城的途中，王秉璋部长向我提起：“近期七机部举办了一场科技成果展览，我希望能邀请主席莅临指导，不知可否为我代为转达这一意愿？”我应允了他的请求。

主席自外地返京之后，我即赴丰泽园北房拜访。彼时，他刚刚用餐完毕，正坐在餐桌边，专注地观赏着一本古朴的字帖拓片。主席首先询问了我的健康状况及治疗进程，随后我向他汇报了在七机部举办的教改座谈会上的相关情况。

领导指出：“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同志们，应当掌握辩证法。科学进步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但在授课时无需严格遵循历史发展的时间顺序。比如讲授原子物理学，难道不能从日本学者板田的理论开始，而非必须从玻尔理论说起吗？学习历史，重点应放在近代和现代。我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不过三千多年，那么一万年后的历史课程又将如何讲述呢？研究近现代史时，亦不应仅限于教材，更应深入群众，了解村史和家庭史。”

我提及了王秉璋部长曾引领我观摩火箭与导弹发动机的台架点火试验。在那次试验场，我有幸遇见了钱学森先生，他不仅是哈军工的杰出校友，更是我们导弹系学员心中的楷模和最为敬仰的人物。

主席言道：“钱学森这位人物堪称卓越，他毅然决然放弃美国优渥的生活待遇，甘冒生命之险回归祖国，默默投身于国防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他深谙马列主义的真谛，淡泊名利，将自身所学无私奉献给国家和人民，堪称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光辉典范。”

我随口提及：“近期，七机部举办了一场科技成果展览，王秉璋部长特地叮嘱我转达，希望主席能亲临参观。”

“什么展览？”主席问。

“这不过是七机部近几年所取得的科技成果展示会。”我回答道。

“我请问的是，这是关于科学发现成就还是技术创新成果的展示？”主席搁下手中的书法作品，目光转向我。

我瞬间陷入沉默，找不到合适的言辞。在我的认知里，科技成果仅指科学技术的研究成果，未曾意识到还需区分“科学发现成果”与“技术发明成果”。王部长只是提及科技成果展，并未明确指出是科学发现还是技术发明，我又能作何评论呢？我迟疑地回应：“这……难道不是同一概念吗？”

主席指出：“在实践层面，科学与技术之间的联系尤为紧密，然而，从哲学的视角来看，二者实则并非完全等同。”

面对我那困惑的眼神，主席轻轻放下手中的字帖，起身站定，随后端起自己的茶杯，缓缓步至饭桌旁的沙发处落座。他指向手边茶几的另一侧，示意我移步至那边的沙发落座。

主席指出：“科学的核心在于如何准确地认知世界，而技术则专注于如何更高效地重塑世界。在科学领域，我们常用的词汇是‘探索’与‘发现’，它们所指的，是那些客观存在、但人类尚未揭示的物质运动规律。相对而言，技术领域则更多地使用‘发明’与‘创造’这样的词汇，它们代表着将原本不存在的事物引入世界。‘探索发现’在英文中对应的是‘discovery’，而‘发明创造’则对应‘invention’，这两个词汇在概念上有着明确的区分，它们并非同一事物。这一点是林克（主席的秘书，同时也是一位英文教师——作者注）向我阐述的。”

这乃是我首次听闻将科学技术划分为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观点。我对他的言辞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主席轻按了一下置于茶几台布上的电铃，示意卫士为我送上一杯茶。

主席指出：“科学研究旨在揭示宇宙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这些规律自始至终独立存在，并非由人类所创造。我们的任务在于探寻与理解这些规律。随着人类的出现，科学领域进一步拓展，涵盖了人类进化、社会发展以及人类思维运动的规律。对这些规律的探索与理论化，构成了科学发现的成果。居里夫人发现了镭的放射性，这是科学家的工作。然而，镭的放射性并非她所发明或创造，它自镭物质诞生之日起便客观存在。依据放射性理论，有人发明了X光机，用以检测肺结核。在我看来，将发明X光机的人称作技术专家或发明家或许更为妥当。”

主席轻轻拿起置于茶几上的火柴盒，晃动间言道：“物质由分子构成，分子又由原子拼接而成，原子之中藏有原子核与外围电子，而原子核内则蕴含着中子、质子等粒子。这一切并非人类所创，而是自物质诞生的那一刻起便客观存在。科学家们致力于探索原子的结构，并将这一探索升华为原子物理和核物理的理论。至于运用这些理论以改造世界，无论是制造原子弹还是建设核电站，这便成为工程技术专家们肩负的重任。”

“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正是辩证法的体现。根据元素周期表的解释，不同元素之间的差异，主要源于原子核中质子和中子数量的差异。若有人能够将铁的质子数提升至金的质子数，那无疑是发家致富的绝佳途径。因此，古代的“点石成金”的说法，或许正反映了改变质子、中子数量的技术难度之大。自古以来，那些炼丹术士、道士们，没有一个能将铁通过八卦炉炼化为金。”

我情不自禁地笑了，主席亦随之露出笑容。我接着说道：“我总是将科学技术视为一个抽象的概念，习惯于不断地提及‘科技’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