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方金门战俘返回后，处理情况是怎样的？

金门战俘回来后，他们是怎么安排的呢？

金门战役发生在几十年前，但至今仍有许多谜团让人心生疑问。国民党曾分三次释放战俘回大陆，这些战俘回到家乡后又经历了怎样的生活呢？（文末附视频：① 《炮击金门纪录片》；②《两位回到大陆的老兵的金门战役经历》）

对于那些被指责为叛徒、特务和内奸的人，又是怎样处置的呢？

在这次登岛行动中，一万名将士参与了战斗。其中有4000多人牺牲在战场上，5000多人被俘虏。在这些被俘的人中，有些人选择加入了国民党军队，而经过甄别后，大约有1000多人被放回了大陆。

总共分三次释放，1950年3月先释放了一批，级别比较低。

1950年7月18日，第二批也是人数最多的一批，共有529人，他们从台北乘坐火车到达基隆，再乘船前往大陈岛。到了7月22日，他们又乘坐登陆艇和小船前往头门山岛。

两名干部被俘后，其中一位是西北野战军作战科科长潘国杰。他们返回大陆与亲人们联系。

浙江临海县的部队接到消息后，迅速派出5艘机动帆船去迎接返回的战俘。这些战俘后来被安排在杭州古荡的第七兵团政治部招待处。

第三批387人于1950年12月11日离开了战俘营，从台北来到了基隆，然后立刻登上了船。这次他们并没有前往大陈岛，而是开往了福建沿海。12日，他们抵达了马祖岛，然后是白犬岛。13日，他们分头上了渔民的渔船，几个小时后，便在福建长乐和连江沿海一带分散登陆了。

第三批回来的人有的被28军接收，有的被巡逻的民兵抓住，立刻送到了派出所和公安局，之后所有人都被送往了10兵团在福州的招待所。

这只是其中最大的三次回归，后来零零星星又陆续放回了一些。最后一名回归的金门战俘是253团一营一连的许道位。他于1956年1月，与一批南日岛战俘一起回到了祖国。

900多名归俘回到国内后，先后在杭州和福州组建了集训队。不久，他们把其中131名副连级以上军官送到南京，由华东军区政治部进行审查。第二批排级以下的干部和战士在杭州接受审查，第三批排级以下的人员则在福州接受审查。

先治疗和休养，一个月后开始学习。学习分为三个阶段，开始了回归后的漫长旅程，那比战场更难熬。

很遗憾，中国和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念差异很大。在我们军队看来，战俘就是叛徒，所以所有战俘都要经过三个阶段的学习。

第一阶段主要是政治教育，其中包括时事教育和“气节”教育。通过学习文件和报纸，以及听报告，我们对在台湾受过政治教育的战俘进行了专题讲座。这些讲座帮助战俘分辨理论中的对错，提高了他们的觉悟。

“气节”教育让战俘听了之后感到脸红心跳。他们听报告、看电影，看到“钢铁战士”李大钊、瞿秋白等先烈的英勇事迹，反思自己，大多数人都深感羞愧。之前觉得委屈，抱怨“为什么领导不来营救我们”的想法都抛到九霄云外了。

第二阶段是整个训练的重点，主要目的是通过自我反思和互相帮助来促进个人成长。这个阶段强调诚实和自我反省，参与者需要深入检讨自己的行为，并在小组内分享心得。组织者会全面了解情况，仔细甄别信息，确保审查过程严谨，最终给出公正的评价。

每个人都需要详细交代，过关。

接下来的第三阶段，我们会根据交代和互相揭发的情况来定性处理。

在这个阶段，人们为了保全自己，纷纷展现出求生和自私的本性。不论在台湾表现得如何，大家都会极力揭露他人的缺点，不惜使出浑身解数互相攻击和揭发，夸大事实，捕风捉影，只为显得自己更优秀，从而避免死刑和牢狱之灾。

最典型的例子是原244团政治部主任孙树亮，他从前被认为比较软弱，但现在却成了积极检举他人的表率。

孙树亮借助学习队副队长的身份，冤枉他人以自保，导致许多返回的人受到了惩罚。甚至那位被国民党称为“最顽固分子”的251团副团长马绍堂也被判了五年监禁。

孙树亮却没有因此受到处罚，这让归来的人员非常愤怒，大家纷纷揭露孙树亮在台湾时的软弱表现，最终孙树亮被判了5年监禁。

基本理清思路后，开始采取行动。1951年7月21日，命令将被俘人员集中在华东军区政治部第二干部招待所。

四月

空气中静得仿佛连呼吸都能听见，没有一丝风吹过，整个大门口的走廊和会议室都被安排得严严实实，每个角落都有人守着。

被抓来的人们大气都不敢出，静静地坐着，心里明白军法处的人来了，这回是大规模抓人，谁也说不准下一个会是谁。院子里停了好几辆车。

不一会儿，开始点名了：徐惠良、于守全、张连升、汤秉辉、阎平阶、黄景新、李同顺……长长的名单一个接一个地报出来。

拘捕证上赫然印着一个鲜红的大印章，上面写着“华东军区军法处”。

被叫到名字的，要戴上手铐，由两个全副武装的士兵押解到院子里上车。

1951年6月，两位被判死刑的人，李子元和窦永礼，被带到南京水西门外的刑场，执行枪决。

执行现场戒备森严，两具棺材并排放着，听说是因为他们以前对革命有贡献，组织特别准备了棺材来安葬他们。

在金门战斗中，李子元于10月25日下午被俘。当时，尹俊18师的警卫营正在猛烈攻打林厝。李子元带着3营守在林厝东边的高碉堡附近的一个地堡里，成功抵挡了敌人的两次进攻。

当第十八师的第三批士兵冲上来时，李子元和他的队伍已经没有子弹了，再继续战斗就是送命。李子元大声喊道：“别打了，投降吧。”他带领身旁剩下的十七个人放下武器，交出了轻重机枪各一挺，卡宾枪十多支，还有作战命令和作战草图等文件。

那时，除了三营的战士们，二十五三团一连的副连长郭阿堂也跟着李子元一起投降了。

李子元是泰兴人，1940年参军，一步步从战士成长为营长。他所有的战友都对他印象很好，即使在战俘营里表现也不错。然而，他提前思想解放，战场投降，被认为是罪大恶极的叛徒，第一批被枪决。

窦永礼是一名连级干部，他在1937年加入了党组织并参军。经历了八年的抗日战争和三年的国共内战，他多次在战场上受伤，总共负伤六次，被评为三等残疾军人。他还曾被评为战斗英雄和生产模范。

战斗结束以后，他一个人坐在海边，等着敌人过来抓他。后来，他想去古宁头找领导，结果东看看西看看，到处都没人影。刚想喊“刘团长”，就听到“砰”的一声枪响，他赶紧躲进旁边的一间民房里。敌兵追了过来，在门口把枪栓拉得“哗哗”响，还大声喊：“看见你了，还不快出来，缴枪不杀，国军优待俘虏！”

老窦双手高高举起，走出来投降了。在我们看来，他已经成了叛徒。到了战俘营后，他还帮着国民党军队指认干部，监视干部，这种行为自然是罪大恶极，因此第一批执行死刑的名单上就有他的名字。

傅作义在北平起义之后，他的一个姓张的连长心里不太高兴。因为张连长会开飞机，他就驾驶一架小型军用飞机飞去了西安。

那时候，西安已经由西野部队控制，张连长也被我们抓到了。西野作战科的科长潘国杰对飞机很感兴趣，想体验一下飞行的感觉，于是拉着懂多国语言的司令部作战参谋洪亮一起上了那架飞机。

结果，满脸大胡子的张连长飞到了台湾，而潘国杰和洪亮则成了天空中掉下来的高级俘虏，被关在了金门的战俘营里。

后来，洪亮在战俘营里被杀，潘国杰和金门战俘们一起被释放了。

有些人觉得这完全不可思议，可事实确实如此。

如果营长李子元主动带队投降，确实可能需要严惩，那么其他人为什么要被杀呢？我们一起来仔细分析一下。

1951年9月28日下午一点，第二批四名被执行枪决的人员在南京水西门外的刑场接受处决，这个地方位于江东门镇附近。刑场周围戒备森严，四口棺材整齐排列。这四人中包括三名从金门来的战俘和一名来自大胆岛的战俘（可能是带领部队投降的包成营长）。

徐惠良是29军军部的一名参谋，老家在浙江宁波鄞县。他16岁就加入了新四军，金门战役时担任29军司令部的参谋，是个非常聪明能干的人。登陆金门后，他一直因为自己没能留在大陆而懊悔不已。这两天，他常常在海边来回走动，想尽办法想要回到大陆。

如果能回去，即使受到处罚，也比在金门待着强多了。

于是找到一位船长，软磨硬泡，请求船家开船，船长说，白天有飞机和军舰，晚上一定会送大家回去。

下午三点，身边没有战斗兵了，徐心理慌失措，跑到王剑秋那里。看到打得非常激烈，他又跑到东边，和82师245团的一个小卫生员一起乱打枪。打了两下，枪不响了，两人又急又怕，把枪扔进海里，坐在石头上商量。四目相望，泪水长流。

徐提出，直接去国民党那边投降，或许能保住性命。说完他就往外走，小护士也跟着他离开了。

徐惠良回来之后说：

我和同伴一起向东边跑去，在路上捡到了一支枪。我们想，如果把枪交给他们，他们可能会认为我是从前国民党的俘虏，被迫加入了共军。

途中，一个敌人在高高的岸边举着步枪喊“投降”，我们摇动帽子表示同意投降。

因为海岸太高，我们只能绕着往上走。走着走着，我们在海滩边上看到了一艘船。船上的汤德里、张国弟和五六个运输兵跳了下来，和我们一起走了过来。

他们问我怎么样了，我说：“没希望了，躲也躲不过，还不如早点跟我们一起过去。”他们听了之后也同意了，于是大家一起走，254团的小卫生员走在最前头。

走了大约二十几步，一伙敌人喊道‘停下’，我和小卫生员举起帽子表示投降，在一个小坑旁边交出了枪。那时大概是26日下午四点钟，位置在林厝西北方向的海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