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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洋碎影:开放在五七干校的童年

2025-10-10 09:51:54

沙洋碎影:开放在五七干校的童年

沙洋岁月

青春宝贵,一生仅有。

一去永不复返

留下的只有回忆

还有思考

青葱岁月

半个世纪前,命运的狂飙将我们这一群孩子席卷至沙洋五七干校。彼时的我们尚且稚嫩青涩,然而,那段共同度过的时光却深深刻进了我们的记忆,成为生命中挥之不去的印记,令我们一生念念不忘,难以割舍。

毛泽东“五七”指示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致信林彪,其中明确指出:各行各业均应专注于本行业务,同时学习其他领域的知识,参与农副业生产,并对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批判。5月15日,中共中央将此信件转发至全党。毛泽东信函的核心内容,日后被统称为“五七”指示。

为贯彻“五七”指示精神,1968年5月7日,黑龙江省庆安县正式设立了全国首所干校——柳河“五七干校”。该干校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认可,各地各部门纷纷效仿其模式。中央机关和国务院各部委在河南、江西、湖北及东北地区等18个省份共创办了106所“五七干校”,下放干部及其家属超过10万人。全国各地下放到“五七干校”的干部和职工累计达数百万人。

湖北沙洋五七校

1969年伊始,遵照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的指令,沙洋农场管理局将其旗下的一农场、二农场、上罗汉寺、周矶、苗子湖等农场整体,以及黄土坡、范家台农场的一部分房屋、土地、林木、牲畜、农机具等资产,陆续移交给了中央国家机关相关部门、省直相关部门及部队,用以开办干部学校。与此同时,原农场干部被安排至七里湖农场,编入湖北省“五七干校”第六分校。

七里湖

湖北省

省直“五七干校”

1969年9月下旬,湖北省省直机关斗批改指挥部从黄陂紧急抽调了18个连队,前往沙洋地区,全力投入“五七干校”的筹建工作。同年10月下旬,武汉地区开始积极组织家属的搬迁工作。在短短三个月内,建校与搬迁任务便基本完成。在沙洋,共搭建芦席棚526栋,共计3470间;建造砖瓦房12栋,139间;总计538栋,3609间,这一数字占全校房屋总数的92.7%。同时,搬迁家属户2090户,占总应搬迁家属户数的83.4%,涉及搬迁的干部、职工共计6654人,家属5522人,合计12176人。此后数年,仍有零星干部和职工陆续迁入,人数有所增长。

移驻沙洋的单位包括:原省级直属的厅、局、部、委、办等单位;除省机关事务管理局下辖单位外的其他厅、局附属机构,如招待所、幼儿园等;以及已明确予以撤销的二级单位,例如厅、局所属的学校。此外,尚有文联、长办、武锅、大桥工程局、武汉大学、湖北工学院、冶金学院、华中农学院等单位。

“五七干校”下辖五个分校,各分校的筹建小组与斗批改指挥部的各团实行合署办公,工作职责随着分校的设立逐步移交。凡是被派遣至“五七干校”的人员,其户籍、薪酬、粮油供应及其他物资保障均转至“五七干校”,由学校统一管理。迁入“五七干校”的家属和子女,按照班、排、连的编制进行统一编组,强化管理力度。同时,即刻着手筹备中小学教育,以确保干部和职工的子女能够顺利入学。

伴随机关干部与职工的搬迁,各团和连队纷纷成立了附属小学,不少团还增设了附属中学,并选拔了一批优秀的干部担任政治与文化教员。青少年入学伊始,便开始学习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并投身于力所能及的劳动之中。为将高中与初中的应届毕业生汇聚一堂,进行劳动锻炼,筹备中的“五七干校”红卫兵战校也正积极推进。

五七干校红卫兵校

1970年1月,鉴于需要妥善管理随家长一同来到干校的69届应届毕业生,确保“干部斗批改”活动不受影响,防止出现无人管理的情况,乃至造成不良影响,省“五七干校”特地颁发文件,决定设立红卫兵战校。

本文件明确了战校的办学宗旨:学员在军事训练中不仅接受军事教育,更兼具劳动队与民兵队的双重角色,同时学习政治理论,参与集体生产劳动。

战校的编制依照军队的规定执行“三三制”原则。连队指挥官或政治指导员一职由军方代表担任,每连配备一名军方代表,所需干部则从各团或分校中精选。排长职务则由退役军士担任。学员的学习期限暂定为一学年。完成学业后,学员将投身于工农业生产,表现突出的学员还有机会被推荐至军队服役。

凡户口未迁至沙洋的应届毕业生,均不得加入战校。至于战校学员的待遇,亦有所规定:原则上采用按劳分配的方式,依据参与劳动的表现,记录劳动工分。每位学员每月暂领十元作为生活预支,年终时再进行最终结算。

1970年2月,省革委会政工组教育革命小组的周正寰同志明确指出,红卫兵战校的经费需求,应从“五七干校”的整体经费中予以划拨。他进一步强调,对于夫妻双方或其中一方被派遣至“五七干校”的干部,其子女均有权加入战校。入学后,子女们将在“五七干校”接受安排,参与生产劳动或进行其他活动[4]。正是基于此政策,红卫兵战校的学生人数最终扩充至超过800人(5)。

1970年5月,张体学、赵修、李飞在沙洋就轻化系统招工计划未能如期完成一事进行讨论。张体学随即作出指示,建议从红卫兵战校中挑选四百名学生,分配至轻化系统担任工人。在此之前,已有250名学生被先行调拨至省五七干校化肥厂。此时,在校学生总数为597人,其中女生占305人。

历经八个月的辛勤劳动与严格的军事化训练,1970年8月15日,战校的全体学员依照既定计划,分别被派遣至宜昌制药厂(共150人)、沙市造纸机械配件厂(共81人)、沙市纺织印染厂(共158人)、黄石纺织印染机械厂(共81人)以及沙市向阳纺织厂(共35人)。至此,沙洋“五七干校”红卫兵战校圆满完成了其历史任务。

红卫兵战校这一名称,鲜明地烙印着时代的印记。早在1966年,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便已启用这一名称。随后,全国范围内,诸如江苏等地亦纷纷以之命名学校。然而,沙洋的“五七干校”红卫兵战校与红卫兵组织并无实质关联,仅仅是借用了一个相似的名字。

“五七干校”的结束

1972年4月24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题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论,强调必须准确贯彻执行党的干部政策。

在1969年至1976年期间,沙洋省直“五七干校”迎来了7798名干部和1697名工人,他们在此接受劳动学习。这些学员在干校的锻炼时间不等,短的仅半年,最早的干部于1970年离校投身三线建设,而长的则超过7年。经过这段艰苦的劳动和农村生活体验,他们逐渐被分配至全国各地、市、县工作,其中部分人重返省直机关。

1975年,沙洋省直五七干校启动了在职干部的轮训计划。与此同时,那些尚未获得岗位的干部们也陆续得到了妥善的安置。

至1979年2月17日,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自此沙洋的“五七干校”宣告解散。该校的资产亦随之进行了移交、携走或以其他方式转让至沙洋农场及当地人民公社。至此,湖北省直属的沙洋“五七干校”正式画上了句号。

只有一个青春

作者:陈建武

作者简历

陈建武,曾是沙洋五七干校红卫兵战校二连三排十二班的学生。1970年,他由战校分配至沙市棉纺织印染厂工作。随后,在1978年,他成功考入武汉师范学院继续深造。毕业后,于1982年他被分配至省农科院中学担任教师。1987年,他转调至省社科院工作,直至2008年光荣退休。

在《楚天都市报》上,我邂逅了一首清新的小诗,其名为《只有一个春天》,作者乃徐鲁先生。这首诗让我爱不释手,反复吟诵数遍。它唤起了我对诸多往昔场景的深刻回忆,诸如沙洋红卫兵战校,沙市新纱厂等地,历历在目。

2011年3月,沐浴在漫无边际的桃花与油菜花的海洋之中,我们重返了沙洋。

归途漫漫,我心中始终涌动着挥之不去的书写冲动,然而笔尖却始终停留在空白之中。那段在沙洋红卫兵战校度过的8个月时光,对我们这800余位红卫兵战校的成员而言,是不可磨灭的珍贵记忆。然而,面对这浓墨重彩的往昔,我竟不知从何落笔。

时光匆匆,那些青涩岁月,我们的青春年华,如今何在?

昔日,我们尚未迈入诗篇中所描绘的十八岁门槛。有的年仅十六,而最小的不过十五岁。在踏上下乡之路前,这批来自省直机关的子女们,几乎未曾有过从事体力劳动的经历。于是,我们开始了学习农活的征程。

那日,我遭逢挑选稻垛子的重任。手持冲担,那份狼狈至今仍历历在目。将冲担深深插入稻捆之中,需费尽浑身之力。一旦一头入土,那头便不得落地,毕竟稻穗皆朝下。于是,得举着那沉重已入土的一端,再行插入另一端。实是艰难至极。

肩负的重量沉重,却无人轮换肩膀,就这样一路肩扛,直至重担压至后颈。我们体重不过百斤,却肩扛着一百多斤的担子,男生则需扛起近两百斤的水泥包。记得有一次,我们每人都要挑着十几块砖头,走上数里路,累得我们龇牙咧嘴,步履蹒跚。小梅悄悄告诉我,她真希望就此累昏过去。卸石灰时,我们连搬运工常用的蒙头布也没有,石灰直接触及皮肤,尘土满面,宛若白毛女。收工后,我们便迫不及待地跳入水塘中清洗,石灰遇水便生热,烧得我们脸上剧痛。

战校秉承严格的军事化管理模式,连长与校长均由现役军人出任。日上三竿,全体学员需按时进行操练;夜幕低垂,则需轮流派员进行巡逻与查夜,每班次持续两小时。在战校的八个月学习期间,我和小梅始终未曾值过头班和末班,因为我们深知这两个班次无需在深夜醒来,相对而言更为舒适,于是便将它们让给了他人。

农事虽繁重,但夜晚时常需应对突发的紧急集合与行军。每当紧急集合的号角吹响,负责我们连队的排长——这位机关干部用他特有的黄陂口音高声呼喊:“紧急集合,整理行囊!”一时间,营房内喧嚣沸腾。每个人必须按照标准迅速整理背包(横三竖二,鞋子分放),在短短3至5分钟内赶至操场集合,准备出发。

行军途中,多半是沿着田埂跋涉。道路难行且不说,更糟糕的是,我身处三排十二班,身材矮小,几乎是全连队里的末尾。我身后仅剩那位总是面带微笑的副班长艳秋。一排为男生编制,高大的身躯排在最前端。他们步伐稳健,行走不紧不慢,而我们则不得不小跑以跟上。若是试图大步前进,便不得不疾跑,而若要跑步,那便只得连滚带爬。

即便如此,我们仍旧赢得了那些投身农村的知青们的羡慕。在我即将进入战校之际,我给留在武汉的朋友们写信,自豪地宣告:我,一名红卫兵战校的战士,以标准的立正姿态,向您致敬!我们对当前的境遇毫无怨言,将畏惧艰辛视为可耻;我们热情地投身于忆苦饭的食量中,认为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连这样的食物都无法享用;我们虽然仅有小学文化,却积极践行老人家关于知识分子改造的教诲,坚信我们身上的资产阶级思想需要经过锻炼和改造。我们甚至比农民更不怕脏污,光着腿就直接躺在床上;身为女生,我们宿舍没有镜子,经期依旧下田劳作,农忙时一顿饭能吃下半斤米饭。我们用那尚未成熟的身躯,投身于各种艰苦极限劳动之中,自觉磨炼自己。多年之后,我们中的许多人患上了严重的腰椎和颈椎疾病。

那正是我们纯真的时光,我们用忠诚与真诚书写着那些岁月的曲折与沉淀。

我本不想多言。提及我们的愚钝,缺乏智慧,难道是全盘否定自己?然而,这却是我们曾经历的青春岁月。难道要认可那段充满荒谬的时光?然而,那种被骗的痛楚让我深恶痛绝。

想到《只有一个春天》。

实则春光无数,岁岁年年,花开依旧,而世间之人,却岁岁不同。人世间最珍贵的青春,却仅有一次,一旦逝去,便再难追回。留下的,唯有回忆与沉思。

1970年,沙洋五七干校的校部自左至右依次为张秀、张小梅、陈建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