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家李达：充满遗憾的人生结局

梁漱溟与毛主席同岁，不过生日相差仅仅两个月。在此之前，他们相识已逾十年，二人之间谈笑风生，无所不谈，是彼此之间情谊深厚的挚友。

中共一大代表

李达的最后岁月

作者：李崟

武汉大学校长：李达

在1890年10月的湖南永州，政治理论家李达降临人世。1966年8月24日，他在武汉的怀抱中走完了人生的旅程。五四运动的硝烟弥漫之际，李达全身心投入到马克思主义的探索与传播之中。1921年7月，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荣任中央局宣传主任，由此跻身党的主要创始人及早期领导行列之一。从1921年8月至1925年5月，他担任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委员。同年9月，他亲手创办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首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新中国成立后，李达长期执掌武汉大学校长之职，并荣任中国哲学学会会长，毛泽东曾亲自赞誉他为“理论界的鲁迅”。

重修旧作

李达，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一直被尊称为“我国的理论巨匠”。

1961年，李达年迈入古稀之年，步入七旬的行列。在那个夏季，由于双手不时颤动，加之身体劳累过度，他决定前往庐山进行一段时间的休养。

8月25日，毛泽东刚抵达庐山不久，便约见了李达。这一次的会面，恰逢两人自1959年在武汉重逢之后，又一次重逢的美好时刻。在武汉的那次聚首中，两位老友在讨论文章时，毛泽东曾多次对李达的《社会学大纲》予以高度赞誉。自那以后，毛泽东坦率地向李达表示：“你的文章似乎已失去了往日的锐气。”从此，李达开始格外留意自己在文章中对于“骨肉”与“血气”的描绘。

毛泽东关切地打量着李达，发现他面色不佳，体态消瘦，不禁问道：“最近似乎精神不太好，人也瘦了许多。是不是工作负担太重了？务必注意保重身体，确保休息充足。”

得知毛泽东的关怀之情，李达心中涌动着深深的感激。不久，毛泽东再度赞誉李达在30年代所著的《社会学大纲》深受好评，被誉为“广为传颂”的佳作。随后，他诚挚地建议李达依据新搜集的资料对著作进行修订，并重新予以出版。同时，毛泽东期望李达能在武汉大学挑选几位得力助手，共同肩负起这项重任。

陈力新、陈恕人、李达、李梅彬。

李达郑重承诺：“这铭记于心，我必将高效完成对《社会学大纲》的修订任务。”

李达肩负重任，行事既迅速又果断。他立刻拨通了助手的电话，命令他们立刻将所需书籍送到庐山。与此同时，他还向武汉大学哲学系副主任余志宏发出信函，告知自己已受毛泽东委派，肩负起修订《社会学大纲》的重任。李达诚挚地请求余副主任从优秀毕业生中挑选两位具备潜力的学生作为自己的助手，并详细介绍了自己未来三年内计划修订或创作《唯物辩证法大纲》、《历史唯物论大纲》等六部哲学巨著的宏伟计划。

不久前，在我将信件寄往余志宏先生之后，李达便结束了他的休养期，返回了武汉。回到学校后，他即刻投入到了筹备毛泽东思想研究室的工作中。他邀请了数位助手共同协助，并向学校申请了数间教室，最终，毛泽东思想研究室得以顺利完成成立。这所研究室在全国高等院校中，成为首家成立的此类研究机构。

经过李达及其助手们长达五年的不懈努力，数度修改完善，1965年，他们的第一部著作《唯物辩证法大纲》终于与世见面。该书征求意见稿呈送至毛泽东审阅时，毛泽东对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认可。辩证法的精髓在于对立统一规律，而诸如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联系与发展的诸多范畴，皆可在这一核心规律中找到其深刻的内涵。所谓联系，指的是众多对立事物在时空维度上的相互依存与交织；所谓发展，则是这些对立事物在斗争中不可避免的必然趋势。这些见解对于对立统一规律的核心地位作出了鲜明且深刻的阐释与概括。

1952年，刘少奇访湘探望李达。

抵制“顶峰论”

在李达及其助手们全神贯注于《唯物辩证法大纲》的编纂之际，康生与林彪等少数人，却因个人私欲作祟，开始宣扬所谓的“顶峰论”。

“现在的马列主义究竟是什么？它就是毛主席的思想，目前在全球思想界，它高居至高无上的地位。”

李达对康生、林彪等人所极力倡导的“顶峰论”持有异议，他认为这一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存在显著分歧。

文章的标题本身便欠缺了科学的严谨性，无人敢断言能够将马克思主义推向巅峰。事物的发展乃是一个持续的过程，绝不可能一蹴而就。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进步亦是在形势的不断演变中逐步深化。他随即便指示助手们在编纂《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时，务必避免采用此类表述。李达的这一言论一经传出，那位领导顿时陷入了极度的尴尬境地。

1958年四月，毛泽东于武汉与李达进行了会晤，王任重则站立于其身旁右侧。

李达恪守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然而，这并不能阻挡那个时代大小报刊上对“顶峰论”的连番论述。事实上，在林彪不断宣扬“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巅峰”的号召下，“顶峰论”成为了当时最受欢迎和热议的议题。有一次，在讨论撰写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史时，李达的助手提出了是否应该在书中加入“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巅峰”这一观点。李达对此立即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指出——“此等论调不宜纳入文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历程始终是动态的，它们需在实际行动中持续汲取新的营养，不断充实和提升自我，绝无停滞不前的可能，故而所谓的‘顶峰’概念根本不成立”；“‘顶峰’一词违背了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流露出形而上学的倾向，不过是虚无的夸大其词，与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相悖”。

“添上这句话并无大碍，何苦如此坚持？说不定还会陷入错误之中呢！”但这样的善意劝导并未动摇李达的决心，他语气坚决地回应：“何须畏惧？何罪之有？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虽可能犯失，但违背辩证原则或许也能带来成功。”

李达所秉持的“不囿于政治”的“执着己见”，却引起了部分领导的不满。

李达，中共一大代表。

武大“三家村”

1965年年末，在国家相关机构的批准下，李达迁往京城，正式就任全国人大常委会专职委员之职。然而，由于《唯物辩证法大纲》尚未完成最终稿本的定稿，李达在1966年二月被迫重返武汉，全心投入到这部宏篇巨著的修订工作中。

“鉴于群众有此呼声，校内开展批判活动亦属可行。”

1958年，李达与张闻天（居中）、陆定一（右侧）在武汉大学相聚，镌刻下了难以忘怀的珍贵印记。

紧接着，局势急剧反转。1966年5月10日，姚文元发表了《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一文，邓拓、吴晗、廖沫沙所构成的“三家村”立刻在全国范围内激起了热烈的批判狂潮。随着中央“5·16通知”的颁布，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式拉开了序幕，而北京则首当其冲，揭露了邓拓、吴晗、廖沫沙所谓的“三家村”问题。

揪出“三家村”，批判“三家村”，一时间成为全国各地效仿的大事。湖北省一些人立即将武汉大学整理出来的李达的材料加以“修改”“充实”，作为中南地区的“三家村”，上报给中共中央文革小组。

6月3日，武汉大学举办了一场覆盖全校的大会，其目的在于传达中南局就“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的精神进行解读，并揭露珞珈山地区亦存在一个所谓的“三家村黑帮”。随后，6月7日，在省委派驻武汉大学的教育革命领导小组的引导下，召开了一次全校三级干部的扩大会议。会上，决定进一步广泛动员群众，揭开武汉大学内部阶级斗争的真相，并将主要攻击目标指向校长李达、前党委书记朱劭天以及副校长何定华等三位核心人物。

李达先生与武汉大学副校长张勃川（位于左侧）、何定华（位于右侧）进行了温馨的合影，留下了珍贵的纪念。

自那时起，李达的生活陷入了无休止的动荡。起初，他被迫停止所有写作活动，并被责令详细交代自己的“罪行”。不久之后，他的助手们也被强制性地聚集在一起，被迫撰写旨在揭露和检举李达的文件。与此同时，他的家仆也神秘地消失了，电话线路被人为切断，从北京寄来的信件也被无端截留。

6月8日至9日，湖北省委召开了重要会议，会议的核心目标在于深入贯彻中央《五一六通知》的指导思想。在此次会议上，决定组建专门工作组，进驻大专院校和文化艺术界，全面推开“文化大革命”的进程。会议还明确指出，革命斗争的焦点应集中在那些“混入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动学术权威”以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身上。到了6月10日，湖北省委正式对外宣布，李达以及武汉大学前任党委书记朱劭天、副校长何定华被指认为武汉大学的“三家村”。这一举动标志着全国首例高校“三家村黑帮”的正式形成。

1961年，李达与范文澜（位于左侧）、吴晗（位于右侧）一同汇聚于武汉大学，共同见证了这一盛事。

不屈的抗争

6月13日，武汉大学“组织”7000余名师生员工集会，批斗李达，“声讨”珞珈山“三家村黑帮”“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湖北省、武汉市几十万人拥入武大校园“声援”武大师生的“革命”行动；《湖北日报》、《武汉晚报》等报刊，长篇累牍发表“批判揭露”文章，指出:“长时期以来，武汉大学存在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朱劭天、何定华和某资产阶级‘权威’等组成的‘三家村’黑帮，猖狂地反对毛泽东思想，疯狂地攻击1958年教育大革命，推行资产阶级路线，抗拒省委领导，阳奉阴违，欺上瞒下，打击无产阶级革命派，扶植资产阶级‘专家’，把武大变成他们复辟资本主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与此同时，湖北省将李达、朱劭天、何定华作为武大的“三家村”，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批判。

此刻，尽管“批判”与“声讨”的浪潮直指所谓的“资产阶级‘权威’”，但被孤立的李达心中却弥漫着浓重的阴霾。他失去了为自己辩护的任何机会，只能诚惶诚恐地“认罪”，撰写“认罪”材料成了他日常生活的“必由之路”。

晚年李达

6月30日，对于李达的批判开始升级，李达的名字，在报纸上公开点了出来。《武汉晚报》发表了《李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和《揭发武大的“三家村”黑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指出“武大校长李达、前党委第一书记朱劭天、副校长何定华组成的‘三家村黑帮’，就是这样一小撮妄图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的反动的资产阶级代理人。”

自七月伊始，批斗的方式愈发严酷。武汉地区频发批斗大会，李达多次沦为“众矢之的”。批斗、指责、公开羞辱、审讯、辱骂，这些手段让一位年迈之身承受着肉体与精神的巨大压力。然而，他性格中的刚毅使得李达在批斗者的面前始终未曾低头，因此每一次的批斗，对他的身体造成了更为深重的伤害。

尽管李达饱经磨难，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资料失窃、助手被逐、研究机构撤销的困境，他仍愤慨地宣告：“你们虽夺走了我的资料，赶走了我的助手，但我又怎能放弃毛主席交托的著作使命？”

严苛的指责，肉体的折磨，使得李达的身心承受着难以承受之重。他的饭量锐减，健康状况每况愈下，身体日渐消瘦。面对丈夫如此的状况，妻子石曼华心中如刀割般痛苦，然而李达却始终保持着积极乐观的态度，“黑暗终将消散，待风浪平息，我必将赴京，向党中央、向润之申诉。”

七月的中旬，武汉大学为了进一步深化对李达所谓“罪行”的揭露，举办了一场题为“李达罪行展览”的活动。然而，在此期间，李达的胃疾愈发恶化，伴随着频繁的出血。每当病痛发作，李达都忍受着难以言表的痛苦，有时痛苦得汗流浃背。尽管如此，针对李达的批判和斗争并未有任何缓和的迹象，批斗、游街、罚跪等残酷手段愈发加剧，直至李达因病卧床。

武汉大学批斗李达等。

巨星的陨落

1966年7月16日，毛泽东同志再度亲临武汉进行实地考察，此消息犹如一阵风，迅速传遍了武汉三镇的大街小巷。然而，李达同志却因身处武汉大学自家宅邸的软禁之中，未能及时获知毛泽东同志抵达武汉的最新动态。

7月18日，中共湖北省委正式颁布《关于开除混入党内地主分子李达党籍的决定》，据此正式剥夺了李达因“叛徒”及“地主分子”身份所获得的党籍。

是称呼“润之”还是“主席”？经过一番犹豫，他最终决定使用“主席”这一尊称，因为在此特殊时期，直接呼毛泽东的名字似乎不太适宜。信中的内容简洁，不足二十字。“主席大人，在生死攸关的危急关头，我恳切地请求您的援手，以保全我之性命。此致，李达敬上。七月十九日。”

次日，李达小心翼翼地将信件严密地封入信封，并诚挚地恳请学校的“文革”工作组人员，务必迅速将此信转交给毛泽东。

正当李即将将信件递交至学校的“文革”工作组之际，毛泽东却已悄无声息地离开了武汉。这封信因此不得不历经周折，最终被辗转送往北京。

“即便是对待俘虏，我们共产党人和解放军也会给予治疗，病愈后送回原地。但如今，我却被视为敌人，如同你们的俘虏，难道就不能给予我治疗吗？”数天后，家人看到李达时有意识模糊，再次提出愿意自费为他寻求医疗帮助，但依然遭到冷漠的拒绝。

毛主席在接到李达急切发出的求援信件后，立刻向陶铸、王任重二人下达了批复。

李达的信件历经辗转，终于在8月中旬抵达了毛泽东的面前。毛泽东接过信件后，即刻在信页上批注了指示，要求湖北省委迅速介入，着手解决李达所遭遇的困境。

8月22日，李达的生命已岌岌可危。或许得益于毛泽东的亲自批示，亦或是某些人内心“良知”的苏醒，他们最终同意将李达秘密“押送”至医院，并以化名接受治疗。然而，这一切已是徒劳。此时的李达已陷入半昏迷状态，身体无法承受输液的负担。

8月24日，这位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之一，一位毕生投身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传播、成果丰硕的理论家、哲学家、经济学家和教育家，在76年的光辉生涯中，圆满地画上了句点。

8月25日，李达同志的遗体即将火化之际，我校正式发布了经党中央批准的中共湖北省委作出的决定。该决定内容涵盖开除李达同志的党籍、剥夺其党内外一切职务、被冠以“地主分子”的称号，并需接受监督与改造。与此同时，我校亦对外公布了李达同志仙逝的消息。

北大相识，延安夜谈结挚友。

梁漱溟，学识渊博，声望卓著，性格亦颇具傲气。他出自官宦门第，思想活跃，如同破竹般锐不可当。

早年，我对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主义思想深信不疑；辛亥革命之际，我崇敬孙中山，并投身同盟会，成为革命先辈的一员。此后，我对社会主义理念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主张废除私有财产制度；与此同时，我亦潜心研习佛学，继而转向对儒学的深入研究。

梁漱溟，集众多荣光于一身，被誉为杰出的思想家、深遂的哲学家、卓越的教育家、活跃的社会活动家、忠贞的爱国民主人士、知名学者、国学界的泰斗，亦被誉为现代新儒家的开路先锋，更被尊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儒家”。

1946年，李公朴与闻一多不幸遭受暗算，梁漱溟在演讲中情绪激昂地慷慨陈词：“我愿不遗余力地高呼‘废除特务’百遍，让我们共同目睹国民党特务是否能够将追求民主的志士逐一消磨。我站在这里，静候他们的到来。”

1918年，毛泽东与梁漱溟的首次邂逅便展开了。那时，25岁的梁漱溟受蔡元培的邀请，成为了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讲师，在学术界声名显赫。而毛泽东，不过是北大图书馆的一名普通职员，寄居在杨开慧的父亲、北大教授杨昌济的宅邸之中。每当梁漱溟至杨府拜访，开门相迎的总是那位不为人知的毛泽东。对于这位一时风头无两的梁漱溟，毛泽东自然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1938年1月，时任国民政府国防参议员和民众教育委员会委员的梁漱溟，独自踏上了前往延安的旅程。在与毛泽东的初次见面中，自当日下午6时起，两位领导人便就抗战的前景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夜幕降临，话题依旧未歇，直至深夜。最终，他们决定将讨论延续至次日。在即将分别之际，梁漱溟慷慨地将自己近期出版的、备受瞩目的《乡村建设理论》一书赠与了毛泽东。

翌日的会晤，自黄昏六时始，直至破晓时分，双方畅谈不息，言辞之间虽时有保留。此次交流的主题，集中在探讨抗战胜利后，如何建设一个全新的国家。在此议题上，梁漱溟与毛泽东的观点存在显著分歧。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阶级斗争的理论与共产主义的理论体系之上。

双方各执一词，争执激烈，直至晨曦初露。在延安的这次旅途中，梁漱溟与毛泽东展开了八次深入的对话，每次会面均持续逾两小时，而最长的一次则是在夜色深沉之时。

在1986年那个金秋时节，距毛泽东离世已有十年，梁漱溟先生，时年已九十三岁，在回顾那段争论时，不禁感慨万分。他说：“回想那场争论，至今仍令我难以忘怀的是毛泽东作为一位政治家的风范与气度。他身着皮袍，或缓步踱来，或随意坐下，亦或轻松躺卧于床，显得异常自在，从容不迫。他从不失态，不强词夺理，言谈间幽默风趣，常出人意料地抛出精妙之词；尽管争论激烈，却让人心情舒畅，宛如与老友闲谈。送我出门之际，晨曦已洒满大地。我至今仍记得，他最后对我说……”‘梁先生，您乃是一位深具洞察力之人。今日的辩论，无需急于得出定论，不妨让它暂时悬置，待到日后再行探讨。’如此豁达的胸襟，若能在建国之后，尤其是您晚年的时光中得以延续，那将是何等的美好景象啊！”

02、新中国，贵宾。

1950年之初，梁漱溟应毛泽东与周恩来两位领袖的热烈邀请，从重庆启程，前往北京。

主席轻轻一握，便即开口：“梁公，阔别重逢，真是荣幸！不知您身体可康泰？家眷亦都安好否？不久之后，望您能莅临寒舍，我们不妨夜深长谈。”

毛泽东以如同对待故友般的亲切与和善，让梁漱溟在紧紧相握的双手中，不禁一时间语塞。在晚宴上，梁漱溟受邀出席。目睹梁漱溟坚持素食且滴酒不沾，毛泽东微笑着赞叹：“梁先生恪守素食，心怀清静，想必能够寿比南山！”言罢，他即兴邀请梁漱溟次日前往中南海颐年堂，到自己家中做客，梁漱溟欣然应允。

12日午后，毛泽东派遣专车将梁漱溟接到中南海的颐年堂。彼时，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已在庭院中恭候多时。步入会客室后，双方相互致以问候，一番亲切的寒暄过后，毛泽东便直接向梁漱溟请教其对国家大事的看法。

随后，毛泽东亲自伸出了橄榄枝，诚挚邀请梁漱溟加入内阁，赋予其政府要职，此举无疑是对他至高无上的尊崇与礼遇。

梁漱溟明确表示自己无意涉足政治领域，并回应道：“主席，若将我安置于政府之外，或许更为恰当。”

梁漱溟的回答显然出乎毛泽东的预料，毛泽东的面庞不由得流露出一丝不悦之色。

梁漱溟应毛泽东先生之邀，欣然应允。自1950年4月至9月，他遵照毛主席的指引，先后踏足河南、山东、平原三省的乡村，以及东北地区的城市与农村。每到一地，他都受到了当地人民尊崇的礼遇和热情的款待。

今年外出考察的行程格外漫长，我正计划稍作休整，以便整理华北、东北的所见所闻，着手撰写相关观感。鉴于此，关于访问广东的计划不妨暂缓。毛泽东回应道：“这并无不可。”随后，他又补充说：“为了确保您的生活与写作环境更加宁静，我已为您安排暂居于颐和园内。请您在家中耐心等待消息。”不久，中央统战部的徐冰先生便派专车将梁漱溟先生接到颐和园内石舫附近的一座精致小巧的四合院，安顿妥当。

1950年的深秋十月，志愿军即将踏上朝鲜战场的征途之际，毛泽东再度邀请梁漱溟会晤，旨在征询其对此次行动的看法。尽管毛泽东已坚定了支持朝鲜的立场，但梁漱溟对此决策并未表示出赞同之意。毛泽东未曾预料到，梁漱溟对抗美援朝的立场竟如此冷淡。

1951年春，梁漱溟应中央土改工作团的指派，奔赴西南，对当地的土地改革实践进行了深入的实地调研。8月30日，他的西南之行圆满落幕，重返北京。转瞬至9月3日晚，毛泽东主席特地派车，将梁漱溟从颐和园接到中南海，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在这次对话中，梁漱溟首先对土地改革获得广大民众热烈拥护的事实表示赞同，继而谈及某些地区在处理地主问题时出现的偏激举动，诸如导致地主走投无路，甚至选择投河自尽等悲剧。针对这一情况，他强调必须严格执行禁止打击地主的方针，以防地主感到绝望，进而走上对抗或自我毁灭的道路。

自1953年9月之先，毛泽东与梁漱溟的交往频繁，平均每两三个月便有一次交流，全年累计数度。他们之间的对话内容丰富多彩，上述所提及的仅是其中一些至关重要的例子。

梁漱溟与毛泽东之间，交往深厚且频密，这使得在梁漱溟的心中，毛泽东不仅是国家与党的最高领导人，更升华为了一个亲密无间的知己。因此，在1953年9月，当梁漱溟遭遇毛泽东的批评时，他内心深感不公，这如同老友间的一次激烈争执，他情绪激动，愤然拍案而起，与毛泽东展开了直面交锋。

03、梁漱溟所阐述的“九天九地”理论，一度遭受误解，似乎有损于工农联盟的稳固。

“梁先生，您明天也打算参与发言吗？”梁漱溟点头应道：“没问题。”

为确保每位代表均有充足时间充分阐述个人见解，我们决定将会议时间延长一日。您将在次日的大会中登台发表演讲。

在次日午后的会议场合，梁漱溟即兴分享了他深思熟虑后的观点，这些见解是他前一晚精心构思的成果。在演讲过程中，他聚焦于三个核心议题：首先，他深入剖析了在经济建设领域内，重工业、工商业、轻工业以及交通运输业在规划阶段的关键性问题；其次，他着重指出，在动员和依靠群众推进建设的过程中，必须对乡村党政干部可能出现的强迫命令和越权干预的工作作风保持警惕；最后，他对农民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谈及农民议题，梁漱溟先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我愿重点阐述农民问题，亦即乡村问题。在中国近三十年的革命岁月里，中国共产党始终将农民视为最坚实的依靠力量，以乡村作为稳固的根据地。然而，随着党的中心工作逐渐向城市转移，由农民中培养出来的干部也纷纷涌入城市，导致乡村逐渐显露出空虚之态。尤其是近年来，城市工人的生活水平飞速提升，而乡村农民的生活却依旧艰辛。因此，各地乡民纷纷涌入城市（包括北京），城市却无法接纳他们，又被迫遣返，形成了这一对矛盾。有人比喻说，如今工人的生活犹如九天之上，而农民的生活则仿佛九地之下，差距之大，令人深思。若我们的建国事业忽略了中国人民中的大多数——农民，实属不妥。尤其是中共成为领导党后，其根基亦在于过去对农民的支持。若今日对农民有所忽视，外界可能会质疑，我们是否因进城而对他们的处境产生了轻视。对此问题，我恳请政府给予高度关注。

在彼时，我国正奋勇踏上工业化建设的宏伟征途，着手规划首个五年计划。在这项以优先推动重工业为核心的战略指引下，大部分建设资金均投向了重工业领域。梁漱溟所关注的农民问题，实则触及了我国在工业化乃至现代化进程中的核心议题，即如何恰当地处理农村、农业以及农民的问题。透过他的言辞，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位长期投身于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研究的学者，以诚恳的态度向领导层提醒，在推进工业化建设的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并确保农民的权益得到保障。正如我们今天所反复强调的，现代化的进程绝不能以牺牲农民的利益为代价。

然而，工农联盟奠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政权的坚实根基。鉴于加速国家工业化的紧迫需求，我们优先发展重工业。在此过程中，民众的生活水平，特别是农民的生活水平，尚未实现显著提高。这一现实正是“一五”计划制定时的核心考量。梁漱溟所提出的“九天九地”理论，指出农民生活极度贫困，而工人生活却极度富裕，这种观点无疑可能引发农民对党政策的抵触情绪。

次日，即9月12日，梁漱溟参加了政协常委会的扩大会，并被邀请参加中央人民政府的扩大会。正当彭德怀司令员就抗美援朝战局作报告时，毛泽东主席随即发表了临时的演讲。

在发言中，毛泽东指出：有人对我国的总路线持不同意见，他们认为农民生活困苦，呼吁给予关注。这或许正应了孔孟学说中施行仁政的理念。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仁政有大小之分。关注农民生活虽是小仁政，但发展重工业、抵御美帝国主义则是大仁政。若仅施行小仁政而忽视大仁政，实则是在助长美国人的势力。竟有人敢在行家里手面前班门弄斧，仿佛我们共产党几十年来从事农民运动，还对农民一无所知。这简直是笑话！如今，我国的政权根基，工人和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不容分裂，不容破坏！

毛泽东在发表那番言论之际，并未直接点出梁漱溟的名字。然而，考虑到梁漱溟昨日所发表的言论，与会者自能推断出毛泽东所批判的对象正是梁漱溟。

在毛泽东发言完毕后，梁漱溟内心既感惊异又略感不快。他反省道，自己岂能成为总路线的反对者？实际上，他始终坚决拥护总路线，不过是坦率地提出个人看法，旨在向党贡献智慧，并对潜在风险提出警告，绝无破坏总路线、破坏工农联盟的企图。梁漱溟一边思考，一边着手写信给毛泽东，但会议却在信件未完成前突然落幕。

梁漱溟回到家中，继续提笔撰写这封信。在信中，他如此表达：“你所提及的某些言辞，似乎有所指涉于我。你称我反对总路线，破坏工农联盟，实则非我所愿，你的说法并不准确，恳请予以更正。我愿深入了解你的心境，不知你是否能够展现出如此的胸怀。”此外，信中还特别指出，在他发表言论之际，毛泽东并未在场。他渴望有机会亲自向毛泽东复述其初衷的发言，以期获得指导，消除彼此间的误会。

9月13日拂晓，梁漱溟将信件呈递给了毛泽东，会面之地正是会议现场。毛泽东随即邀请他于当晚会晤。当晚，中南海的怀仁堂举行了一场京剧的盛宴。在晚会正式开场前大约二十分钟，毛泽东与梁漱溟展开了深入的交谈。然而，受限于时间，梁漱溟未能详尽阐述其原本的发言内容，只能匆忙概括其大意。发言结束后，他诚挚地请求主席消除对他产生的误解。尽管如此，毛泽东依旧坚信梁漱溟是在暗中反对总路线，只是他未明确表达或是不愿承认而已。梁漱溟心中满是失望，但态度依然坚决，与毛泽东在言辞上屡屡发生冲突，最终不欢而散。

即便梁漱溟承受了误解之苦，有人误以为他是在抵制总路线，或是企图损害工农联盟，但他的与毛泽东之间的言辞较量并未公之于众。假如事件就此落幕，或许不至于演变到后来那般剑拔弩张、难以挽回的局面。然而，梁漱溟并不愿默默忍受误解与屈辱，他并非那种好胜心强的人，他仍然渴望在大会上重新表达自己的观点，以期让公众得以公正评判。

梁漱溟与毛泽东发生争执。

14日至15日，会议持续进行。在15日的会议中，李富春就重工业建设的议题进行了详尽的报告。紧接着，梁漱溟请求获得发言的机遇，会议主席同意他将在次一日继续发表意见。到了16日，梁漱溟登上了讲台，他的发言主要包含了两部分：一方面是对9日小组会上所发表观点的再次陈述，另一方面则是对于11日大会发言的回顾与总结。在此基础上，梁漱溟多次重申，他并非反对总路线，反而对总路线抱持着极大的热情与坚定的拥护。

在9月17日的会议场合，周恩来发表了篇幅较长的讲话。在此次讲话中，他对于梁漱溟的某些观点进行了尖锐的驳斥。梁漱溟曾声称工农生活之间存在极大的差异，差距如“九天九地”之远，却自称是农民的代言人，实则是在为地主阶级辩护，试图破坏工农之间的团结。针对梁漱溟的这一理论体系，我们坚决表示不认同，并必须对其采取坚决的抵制态度。周恩来在演讲中，还结合历史的具体事实，有力地揭露了梁漱溟的反动本质。

在周恩来冗长的发言中，毛泽东不时地穿插了几次分量十足的临时评论。这些即兴之语主要涉及：

梁先生自称是“有骨气的人”，香港的反动报纸也说梁先生是大陆上“最有骨气的人”，台湾的广播也对你大捧。你究竟有没有“骨气”？如果你是一个有“骨气”的人，那就把你的历史，过去怎样反共反人民，怎样用笔杆子杀人，跟韩复榘、张东荪、陈立夫、张群究竟是什么关系，向大家交代交代嘛！他们都是你的密切朋友，我就没有这么多朋友。他们那样高兴你，骂我是“土匪”，称你是先生！我就怀疑，你这个人是那一党那一派！不仅我怀疑，还有许多人怀疑。

直言不讳，蒋介石凭借武力手段夺走了无数人的生命，而你梁漱溟则手持笔杆，施行着无声的制裁。这两种杀戮手段，一者以枪械为工具，另一者以笔触为武器。其中，最为精妙者，无疑是那以笔为锋，于无形中取人性命者。而你，正是此类隐秘刺客的典型代表。

梁漱溟先生态度坚定，始终不认同自己具有反动倾向。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傅作义先生，他坦白承认自己极端的反动立场，但在北平和平解放的历史关头，他为民众做出了积极贡献。那么，梁漱溟先生，您有何显著成就？您的一生对人民有何贡献？似乎并无突出建树，似乎无所作为。然而，您却自我标榜为绝世美人，甚至自认为胜过西施、王昭君，乃至杨贵妃的容颜。

梁漱溟提出“九天九地”理论，指出“工人居九天之上，农民处九地之下”，工人受工会庇护，农会却脆弱不堪，党、团、妇联等机构亦未能满足期望，质量存疑，甚至不及工商联。基于此，他对未来深感悲观。此观点是否体现了对“总路线”的认同？答案显然是否。这乃是一种错误的反动思想，非建设性的提议。人民政府是否会接受此类提议？答案应是负面的。若明言反对总路线，强调农业的重要性，即便存在误解，也应出于善意予以宽容；但若未明确立场，实则心怀抵触，则这种态度实为恶意。

谁敢断言梁先生对农业问题的见解能胜过共产党？这无疑是自不量力。设想一下，若有人宣称“毛泽东在演艺方面胜过梅兰芳，军事才能高过志愿军，甚至驾驶飞机的本领超过空军英雄赵宝桐”，这岂不是厚颜无耻到了极点？

梁漱溟在现场听闻此言，瞬间意识到由言辞不慎引发的误会已根深蒂固，难以挽回。然而，受到其坚毅争胜的个性所驱使，梁漱溟毫不犹豫地决定为自己展开一场激烈的辩论。待周恩来主席台上发言结束，他立即请求发言回应，周恩来则建议他做好充分准备，约定次日再做详细阐述。

18日午后，会议如常进行。与会人数相较以往有所增加，其中不乏临时接到邀请的贵宾。会议进行至中途，轮到梁漱溟先生登台发表演讲。他紧握昨晚精心编撰的讲稿，一开场便直言不讳道：“昨日中共领导人发表演讲，实出我意料；当局似乎认为我在政协的发言含有敌意，尤其是主席的言辞尤为严厉，几近断言我怀有恶意。然而，仅凭一次发言便断定我恶意满满，实属证据不足。于是，他们追溯过往，试图证明我一贯持反动立场，因此心怀恶意。然而，这反而使我深感有必要梳理历史，不仅需阐明当前意见的初衷，更须辨明历史的是非曲直。毕竟，我在解放前与中共的异同，非三言两语所能尽述，我需要更多的时间……”

梁漱溟的答辩才刚开始，便遭遇了会场中部分人的打断，试图阻止他继续阐述。梁漱溟急于澄清事实真相，以消除围绕他身上的种种误解。在双方僵持不下之际，梁漱溟放下讲稿，向主席台上的毛泽东表达了他的诉求：“我此刻唯一的请求，就是给予我充分的发言机会。我认为，昨日会议中，大家对我不休的指责，今日若不让我充分表达，实属不公。我真诚希望党内外同志能对我进行考验和考察，今日便是一个机会。同时，我也坦诚地表达，我还想对领导党进行考验，想看看毛主席是否有足够的胸怀。这胸怀是什么？即在听完我讲明整个事件的始末后，毛主席能够微微点头，表示认可。”“既然你并无恶意，这只是一场误会。”这正是他希望看到的毛主席所展现的宽宏大量。毛泽东回答道，他或许并不完全具备这样的胸怀。梁漱溟紧接着表明，若主席能展现出这种胸怀，他将更加敬佩；若主席真的不具备，那么他的敬意也将随之消散。毛泽东表示，他确实拥有这样的雅量，即允许梁漱溟继续担任政协委员。然而，梁漱溟却觉得这一点并不那么关键。毛泽东愤怒地反驳道，若他认为这不重要，那情况就不同了；若他认为重要，等到第二届政协会议时，他仍会提名梁漱溟。至于梁漱溟的思想，毛泽东认为那是错误的。梁漱溟则坚决地说，政协委员的身份可以留待以后讨论，他目前的目标是检验一下领导党，看看他们的自我批评是否真诚。毛泽东接过话头，指出批评有自我批评和批评他人两种，并询问梁漱溟倾向于哪一种。梁漱溟依然坚持，他意在探究主席是否具备自我批评的雅量……

场会上，众人你来我往，对毛泽东的言论展开激烈交锋，此等情景实属罕见。众多与会者纷纷高声呼喊：“梁漱溟不得妄加言论”，“民主的权益不容反动势力觊觎”，“梁漱溟，即刻退场！”

梁漱溟执意留驻于讲坛之上。他凝视着主席台，热切期盼着那里传来的声音，特别是毛泽东的独到见解。主席台上无人示意梁漱溟离场。毛泽东语气温和地对他说：“梁先生，您的发言不宜过冗，我允许您十分钟，能否概括性地提出核心观点？”梁漱溟答道：“我有大量事实需要阐述，十分钟的时间实在不够，我恳求能有一个公正的表达机会。”

会议室里再次涌动起激烈的波澜。人声鼎沸，众说纷纭，纷纷对梁漱溟的立场表达了强烈的不满。

毛泽东指出：“若剥夺其发言权利，便是对待不公。一旦给予充分的机会，他可畅谈数小时，然而这些问题并非短时间内可解决。尤其是，在场的一些人似乎不愿再听他继续发言。我个人亦觉得，这些问题应由政协全国委员会讨论解决。我想特别强调，梁漱溟的问题不单是他个人的事，而是借此机会暴露其反动思想，供大家辨识是非。梁漱溟并无其他突出优点或贡献，仅此一作用。因此，我建议他继续担任政协委员，并再次提出，是否能在十分钟内简洁表达，梁先生，您对此有何看法？”

梁漱溟坚定地反驳：“我尚有众多事实亟待阐明，十分钟的时间实难尽述，恳请各位能够给予我公正的评价。”

高潮不断，僵局难破。

毛泽东最终说道：“你似乎总是固执己见，忽略了集体的声音。我限制了你的发言时长，你便批评我度量不足，然而众人同样不允许你过多发言，难道众人的胸怀就不够宽广吗？你指责限制发言是不公，但显然现在大家都不想听你的意见。那么，公正究竟是什么？在此情此景下，公正或许就是让你不在今天的政协会议上发言，而是选择其他时机。梁先生，您对此有何看法？”

梁漱溟简答：“主席定。”

现场的氛围再次陷入喧嚣与激愤之中。有人提议，应由主席主持进行投票表决，以明确支持梁漱溟先生发言者是否占据多数，抑或反对者占据上风。我们必须恪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主席台对该建议表示了积极的支持。随即，执行主席高岗宣布，将立即对是否允许梁发表讲话的问题进行表决。毛泽东补充说明，鉴于该议题并未被纳入政府委员会的议程之中，因此，各位列席的同志同样拥有参与讨论的权利。

在高岗宣布支持梁漱溟继续发言并示意举手时，毛泽东率先举起手来，政府委员中的中共成员亦纷纷响应。毛泽东在举手的同时，轻声说道：“梁先生，我们只是少数派。”随后，高岗宣布让不支持梁漱溟继续发言的人举手，与会的大多数人，尤其是民主党派成员，迅速举起了手。梁漱溟还想补充几句，但会场中立刻有人高声呼喊：“遵从决定，梁漱溟退下！”

僵局就此结束。

梁漱溟退出政坛。

循着毛泽东的指导方针，梁漱溟所遭遇的难题被定性为思想领域的困惑，而非政治性的争执。自1953年9月起，他的政协委员职务得以保留，薪酬照常发放，并未遭受任何官方的处分。在闭关反思、沉默不语的状态中，梁漱溟巧妙地规避了1957年“右派”的帽子。

感悟：30年后，回首往事。

自“顶撞”事件爆发以来，梁漱溟心头始终萦绕着诸多难以释怀的疑问。

“时移世易。”今日之毛泽东，作为新中国的缔造者、党的最高领袖，以及民众心中的英雄，其言行举止，无论对错，无不蕴含着政策深意。梁漱溟此次举动，可谓目空一切，对共产党、对毛泽东的深厚情感视若无睹，竟在众人瞩目之下公然与毛泽东争论是非，不给对方留下任何余地，此举无疑激起了众人的强烈愤慨。

梁漱溟的挚友李济深、张澜等，深知他性格刚烈，事件发生后，他们不仅向毛泽东为梁漱溟竭力说情，还通过多种方式对其予以慰藉，期望他能避免让领袖感到过于尴尬，并建议他应适当进行自我反省。在众人的劝导下，梁漱溟终于放下了几十年来坚守的特立独行的“骨气”，不仅进行了自我批评，而且通过各种方式向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传达了他的善意。

毛泽东坚守了他的承诺：自1953年9月起，梁漱溟得以继续担任政协委员，薪资如常发放，未曾遭受任何官方的惩责。即便在四年后（1957年），当成千上万的人被贴上“右派”的政治标签时，他因闭门自省、沉默不语而得以幸免于难。然而遗憾的是，在那之后的数十年里，他再也没有机会像以往那样与毛泽东面对面交流，向他献计献策。

正如毛泽东所言，“梁先生秉持素食之道，清心寡欲，定能延年益寿”，直至1976年毛泽东辞世之时，梁漱溟依旧精神矍铄，健康长寿，最终享寿至1988年。

1983年，已届90岁高龄的梁漱溟踏足湖南韶山，毛泽东的故乡，瞻仰了毛泽东的故居。面对那座质朴的农舍，他心中涌动复杂情绪，联想到毛泽东身为农家子弟的身世，不禁感慨万千。他反思自己缺乏宽容的心态，未曾具备在国力薄弱之时全局考虑的胸怀。在大庭广众之中，他多次言辞激烈地要求毛泽东进行自我批评，显得过于自以为是，情绪化。毛泽东，作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亦是凡人，有着血肉之躯。梁漱溟自诩“士可杀不可辱”，然而从国家领导者的角度来看，自己的尖锐言辞是否也是一种挑战呢？毛泽东能在被顶撞的情况下，多次允许他表达不同意见，这不正是大度的体现吗？“我的狂妄自大和自以为是，无视毛主席作为国家领导人的尊严，公开与他顶撞，导致他在愤怒之下说出了一些过激之言。如果此事发生在蒋介石身上，我恐怕早已命丧黄泉。但即便如此，毛主席的严厉批评也是在我先挑衅之后。”

毛泽东若知，恐亦感慨。